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林森浩和被害人黄洋均系复旦大学医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分属不同的医学专业。2010年8月起，林森浩与葛某某等同学同住于复旦大学某宿舍楼421室。一年后，黄洋调入该寝室，与林森浩、葛某某三人同住。
之后，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洋不满，逐渐对黄洋怀恨在心。2012年底，林森浩因个人原因不再继续报考博士研究生，黄洋则继续报考了博士研究生。2013年3月中旬，复旦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揭晓，黄洋名列前茅。2013年3月底，林森浩决意采用投毒的方法杀害黄洋。
当日17时50分许，林森浩携带上述物品回到421室，趁无人之机，将试剂瓶和注射器内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该室饮水机内，后将试剂瓶等物装入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丢弃于宿舍楼外的垃圾桶内。
4月1日上午，黄洋从饮水机中接取并喝下已被林森浩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之后，黄洋发生呕吐，并于当天中午前往医院就诊。次日下午，黄洋再次就诊，被发现肝功能受损严重，遂留院观察。
4月3日下午，黄洋因病情严重，被转至外科重症监护室治疗。在黄洋就医期间，林某某故意隐瞒黄洋的病因。4月11日，林某某在两次接受公安人员讯问时都没有供述其投毒事实，直到次日凌晨经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传唤到案后，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投毒事实。
4月16日，黄洋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黄洋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在庭审过程中，林森浩当庭供认了起诉书指控其采用投放毒物二甲基亚硝胺的方法致黄洋死亡的事实，但对作案动机、目的和犯罪故意进行了辩解。说及投毒缘起，林森浩表示，黄洋曾戏称欲在即将到来的愚人节“整人”，他便产生整黄洋的念头，并由此实施投毒行为。
林森浩辩称，其只是出于愚人节作弄黄洋的动机而实施投毒，没有杀害黄洋的故意。但根据林森浩的表述，他曾用二甲基亚硝胺做动物研究，且基于相关实验撰写并发表过学术论文。林森浩承认，黄洋饮用被投毒水的全程，他并未制止，且在黄洋就医接受治疗期间，亦未讲出真相。
在被害人入院特别是转入重症监护室救治期间，林森浩仍刻意隐瞒黄洋的病因，最终导致黄洋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而死亡。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林森浩主观上具有希望被害人黄洋死亡结果发生的故意。林森浩关于其系出于捉弄黄洋的动机，没有杀害黄洋故意的辩解及辩护人关于林森浩属间接故意杀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
被告人林森浩仅因日常琐事对被害人不满，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蓄意采取隐蔽的手法，向饮水机内投放剧毒化学品，杀死无辜被害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林森浩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但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法理分析】
本案因发生于大学校园且被告人与受害人均系名校背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历时两年半，本案的法律程序彻底画上了句号，但两个家庭的悲剧却未落幕。“杀人偿命”固然体现了法律尊严、告慰了逝者之灵，但一个意气风发的硕士研究生，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剥夺了同窗舍友的生命，葬送了自己的未来，也带来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作为一起极端的校园暴力案件，如何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法律解决了正义问题，却不能消解校园内的暴力。若要从根本上治愈那些“中毒”的青春，家庭和学校在培养“国家栋梁”的同时，亦不能忽略人格和心态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他们走上人生的歧途。
量刑争议：林森浩应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一种以公民的生命权利为犯罪客体的严重犯罪。判定被告人林森浩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林森浩主观上是否具有杀人的故意；
但法院并没有采纳这一辩护意见。按照我国刑法理论，故意杀人罪（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两罪的主观方面截然不同，前者是故意犯罪，而后者是过失犯罪。二者之间的主要共同点在于：行为人对发生危害结果都是过失心态，即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否定态度。
在本案中，被告人林森浩在实施投毒行为时，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有充分认识的。因为林森浩作为医学研究生，在案发前一年多做医学动物实验时，曾使用过二甲基亚硝胺，对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化学品及其严重的危害性不可能不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林森浩为了泄私愤，有预谋、有计划地向宿舍饮水机内投放明显超过致死量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致被害人黄洋接水饮用后中毒，应当认为林森浩是故意造成危害结果。此外，在黄洋入院特别是转入重症监护室救治期间，林森浩仍然刻意向救治医院隐瞒真相，有意延误对被害人救治，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和弥补措施，应当排除林森浩对黄洋的死亡结果持否定态度的可能性。
因此，被告人林森浩主观上具有明确的杀人故意，客观上以投毒方式实施了杀人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告人林森浩的行为是否达到适用死刑的标准呢？根据我国刑法典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由此可见，适用死刑的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
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造成特别严重的侵害，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通常而言，对于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死刑的适用要与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相适应。客观危害就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实际侵害或者现实危险。
如果这种现实危害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就需要对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二是死刑的适用要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主观恶性是指犯罪行为人反社会的人格危险性。如果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态度严重背离了社会生活准则和道德，其程度已经达到难以教育与改造的地步时，就需要对犯罪分子的生命予以剥夺，使其不能再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因此，判断犯罪分子是否需要适用死刑，应当坚持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相统一的原则进行全面衡量、慎重考虑。在本案中，被告人林森浩作为一名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本应利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且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更应是其天职。
但林森浩仅因日常琐事而对被害人不满，为了泄私愤，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蓄意向饮水机内投放剧毒化学品，故意杀死无辜的被害人，漠视他人生命。林森浩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已经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应当判处死刑。
然而，为了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我国刑法典第48条还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那么，被告人林森浩的行为是否符合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标准呢？按照我国刑法理论，死刑缓期执行的实质条件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所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分子的客观危害特别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二是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较大，但行为的客观危害不是特别严重；三是犯罪分子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都比较大，但具有从宽处罚的情节。
在本案中，被告人林森浩并不符合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被告人林森浩所造成的客观危害以及表现出的主观恶性都比较大的情况下，缺少从宽处罚情节，例如在被害人黄洋救治期间没有采取任何补救和弥补措施、没有在第一时间取得黄洋家属的谅解。虽然被告人林森浩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因此，法院对林森浩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是合法、合情和合理的。
案件反思：我国应否废除死刑？
2014年5月，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65人来自法学院、35人来自医学院、另外77人来自其他学院）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和一份《声明书》被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刑法理论中，对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历来存在很大争议。死刑废除论者与死刑保留论者针锋相对，甚至出现“二律背反”的有趣现象。例如，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的适用助长了人性的残忍，违反人道主义；
而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死刑的适用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废除死刑将会贬低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利益或个人利益的价值。又如，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的适用断绝了犯罪分子的悔过自新之路，终身监禁刑或无期徒刑本身已经剥夺了其再犯罪的能力，而且死刑的适用并没有特殊的威慑力，因而死刑对于预防犯罪的目的是不必要的；
而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死刑是剥夺某些犯罪分子再犯罪能力的最必要和最有效的手段，而且死刑的适用具有其他刑罚方法所不可替代的特殊的威慑力。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以及人权运动的发展，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是否废除死刑也成为衡量各国或各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废除死刑亦是大势所趋。
那么，支撑我国废除死刑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死刑废除的依据而言，主要可以归结于功利性和人道性两个方面。所谓功利性，是指从功利的角度来讨论废除死刑的问题，即死刑的适用是否具有有效性。
所谓人道性，是指从人道的角度来讨论废除死刑的问题，即无论死刑的适用是否具有有效性，只要不合理，就应当废除。因此，无论是功利性还是人道性，都可以得出废除死刑的目标。但是，从世界各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来看，人道性无疑是支撑死刑废除最为重要的根据。我国也应当在法治尤其是死刑改革领域高举人道的大旗，即人道性也应当成为我国死刑限制、减少乃至最终废止最主要的根据。
首先，人道性是现代法治发达和文明进步国家废止死刑的主要根据。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人权法理论和人权公约为死刑废止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死刑彻底侵犯了公民（包括犯罪人）的生命权以及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权利，因此必须被废止；
即使有实证证据证明死刑能有效抚慰被害人及其家属，用再次夺去一个宝贵的生命的方式来弥补社会和被害方的损失，也无疑是荒谬和徒劳的。其次，历史地看，中国社会过去更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但随着中国人权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的人权观念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人们对死刑错判等所可能导致严重侵犯人权的因素更为警觉。
中国人权观念的这种变化状况能为中国死刑的废止提供相应的观念空间和社会基础。因此，从人道的角度切入，无疑更有利于促进死刑制度改革的深入。最后，功利性是死刑废止的根据，但存在难以证实的缺陷。
一方面，作为刑罚的一种，死刑的威慑力是客观存在的，但要证明死刑具有较之长期自由刑的特别威慑力，无论是要证伪还是要证实，都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力因地区治安、文化等因素而异，要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十分困难。
如有研究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结果发现是每增加一起死刑案件，可以使杀人罪减少四至八起。当然，这一结论无疑过于绝对，科学性值得质疑，但这恰恰说明，以功利性论证死刑废止的根据十分困难。
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原则上废除了老年人犯罪的死刑，取消了13种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我国就踏上了废除死刑的道路。2015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又取消了9种犯罪的死刑，我国朝着废除死刑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废除上述这些犯罪的死刑并没有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任何影响。从目前我国废除死刑的实际情况来看，采取的是渐进废除的方式，限制和减少死刑已经成为国家领导层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
在我国，死刑废止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首先，应当致力于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除，优先废除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而且比较容易获得社会公众认同的犯罪的死刑。例如，严重的毒品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多适用死刑。
又如，贪污罪和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即可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存在适用死缓的情况，但是当前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社会公共对这类犯罪死刑的废除不大认同。因此，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废除只能暂先搁置。其次是非致命的暴力犯罪的死刑。致命性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死刑的废除恐怕需要放在最后的阶段。
总之，死刑废除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在立法或者司法中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之外，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改进和建立，因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达到实现全部废止全部犯罪的死刑的目标，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
【本文节选自《刑事大案要案中的法治理性》，作者赵秉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