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郎 邓平模 郑光路 / 供图
苏轼在《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中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盛”。成都大慈寺，地处繁华中心，寺墙内钟罄声声，寺墙外红尘滚滚，千百年来，庄严佛法和红尘烟火糅合成人间佛教的生动图景。在重重诗意缠绕的宋代，无疑，大慈寺是雍雅成都的标识之地。
▌2002年，大慈寺正门外就是菜摊，天空有鸽群飞过 邓平模 摄
补锅匠吴老头的玄龙门阵
我少时家居成都城东府河畔望平街，那时江岸多为田畴、禾苗青青。一只渡船悠悠在碧水中来回摆渡。每天我过了渡船，要穿过一条古旧曲折小巷，去天仙前街小学读书。巷头钉了块木牌，上面写着“茗粥巷”。
巷里有个被大家叫作吴督学的老头，1949年以前当过教育厅的督学，街人都说：“吴老头满肚子是墨水，可惜进班房关几年后背时倒灶了。”此时他早成了补锅匠，每天苦着一张黄瘦老脸蹲坐街沿边，叮叮咚咚敲打破锑锅挣钱糊口。
吴老头的幺儿子是我同学。有一天我去问他：“吴大爷，茗粥巷三个字是啥子意思嘛?”他想都没想张口就说：“茗就是茶，粥就是稀饭。唐朝这里是大慈寺地盘，寺内设有茗粥司，专门在这里给贫困造孽的人施舍药茶、稀饭。”
我很惊讶：“唐朝大慈寺这么大？挨到河边啦！”
吴老头来了点精神，搁下手中木头锤子说：“咋个不是！”。
这时正是大跃进运动之时，已经把大慈寺铜像拖走化成了铜水……茗粥巷中也贴了不少“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天堂”之类标语。我们学校里，师生人人菜色、黄皮寡瘦。所以饥肠辘辘的我听了吴老头说的话，马上瓜兮兮地冒一句：“要是茗粥巷现在还施舍稀饭吃，就好了。”
吴老头大惊失色，忙结结巴巴说：“如今生活这么幸福，你小娃娃莫乱球说这些，害老子啊！”他不再理我，拿起地上的木头锤子，又叮叮咚咚敲打破锑锅去了。
▌珍藏于日本镰仓国宝馆的宋代大慈寺高僧兰溪道隆像 白郎 摄
及至长大，知道大慈寺确实东临府河，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就写道：‘寺侧门出，便见大河’。还有很多玄龙门阵呢，有人说大慈寺一座佛像背身，有李冰写的‘永镇蜀眼’，佛像下面就是‘海眼’。把耳朵贴在佛像莲花座边听，还可以听见海潮音……有人又说玄奘法师是在大慈寺受戒。公元664年，玄奘逝世。过了93年后的公元757年，大慈寺才开始建寺。玄奘法师已经死了将近100年了，怎会在大慈寺受戒吗？
唐朝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攻陷长安，风流皇帝唐玄宗逃往成都。有天宦官高力士对唐玄宗说，他在成都街上闲逛看见一个叫英干的和尚，正在布施粥饭，口中念念有词：“愿国运再清，完复疆土，欲于府东立寺，为国崇福”。玄宗大喜，乃敕书“大圣慈寺”，赐良田一千亩建寺。所以大慈寺始建，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当时的实际负责人是时任净众寺住持的无相禅师，这个无相禅师是来自韩国的太子，所以成都人又把大慈寺叫作太子寺。
▌宋代罗汉木雕
苏东坡与大慈寺
北宋时，成都府路转运使李之纯在《大圣慈寺画记》中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
大慈寺壁画发端于唐代，博富精绝，实甲天下。据李之纯所说，至北宋时期，已有诸佛、菩萨、各种神灵以及帝王将相等人物画像1.4万余幅，故事画158幅；另外还有山水、花鸟、龙虎、台阁等画，总共有1.5万幅以上。他在成都做官9年，经常去大慈寺观壁画，待其离开成都时“而未见者犹大半”――大慈寺壁画之多，由此可知。
大慈寺虽然是佛教寺院，实际上是一座艺术博物馆。大慈寺是僧侣修行圣地，其实也是成都官民共有的公共文化娱乐场所。
李之纯又说大慈寺建筑，寺中有寺、院中有院：“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即至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大慈寺之宏丽壮阔、金碧辉煌，也由此可知。
▌2005年，大慈寺外面的居士 白郎 摄
▌2002年，现代建筑包围中的大慈寺街区 邓平模 摄
▌2002年，大慈寺里面的茶园（今观音殿前院子） 邓平模 摄
▌2002年，字库塔下的烧烤摊和食客 邓平模 摄
大慈寺面积最大的时期有多大？以近代成都的街区来描述，唐宋时大慈寺范围，大约西到现在的双栅子、春熙路一线；北到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一线；东到府河沿线的武城大街至天仙桥街一线；南到东大街以南镋钯街一线。
唐宋时大慈寺占有城东之小半。僧众常有数千，盛时至万僧斋会。唐玄宗敕书“大圣慈寺”的光环，使大慈寺有“皇家寺院”的气派，晚唐时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
北宋嘉祐初年（1056年）三月，一个法号惟简的和尚，热情地引着三个人观看大慈寺内壁画。那三个人，就是后世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
此时的“三苏”，都只是“布衣”百姓；这一年，20岁的苏轼（1037－1101）和弟弟苏辙（1039－1112），随其父苏洵（1009－1066）进京应试，来拜会大慈寺的惟度和惟简。
惟简（1012－1095），俗姓苏，字宗古，眉山人，是苏轼的同宗兄长。他9岁出家，到大慈寺胜相院慧悟大师处当小沙弥，19岁剃度受具足戒。宋庆历元年（1041年），29岁的惟简已是蜀中高僧，宋仁宗赐紫袈裟。惟简36岁时，宋仁宗赐“宝月大师”称号。师兄惟度圆寂后，惟简继之担任成都府路的“僧统”，管理成都府十二州县的僧尼一万多人。
在大慈寺壁画中，画有晚唐时唐僖宗和陪同他逃亡的文臣武将共75人的画像，画中人物精妙绝伦，栩栩如生，苏轼后来在《中和胜相院记》一文里回忆道：
“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二僧皆吾之所爱……而画又皆精妙冠世。”
苏轼从此和大慈寺及惟简，结下不解之缘。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十五日，苏轼为苏辙送给惟简的摹本《兰亭》书写跋语。同年苏洵逝世，苏轼、苏辙自开封扶父丧归眉山。丧事完毕，兄弟二人专程到成都大慈寺拜候惟简，捐赠了苏洵视为至宝的四菩萨像。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谪黄州，惟简派徒孙悟清千里迢迢前去探望安慰，希望苏轼为大慈寺专供收藏佛经的“大宝藏”作记。苏轼即作《胜相院经藏记》，一开头就写道：“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按：即惟简），有大因缘……”
悟清返川时，苏轼修书与惟简：“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六月二十二日，宝月大师惟简对弟子们说：“吾行矣”，遂圆寂，时年84岁。
其时苏轼谪居广东惠州，惟简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去请苏轼写《宝月大师塔铭》，苏轼遂作铭：
▌苏东坡画像
▌苏轼画像。宋代李公麟绘，清朱野云摹绘
“大师宝月，古字简名，出赵郡苏，东坡之兄。自少洁斋，老而弥刚。领袖万僧，名闻四方……锦城之东，松柏森森。子孙如林，蔽芾其阴。”
苏轼说：“予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硅墨，皆一代之选也。” 苏轼用当时最好的书写用具，表现了对惟简的恭敬和深情厚谊。
《塔铭》撰书完毕，苏轼又请法舟、法荣给惟简的弟子士隆、绍贤捎回《慰疏》一封：
“某谪居辽琼，无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怆不已。惟昆仲节哀自重，以副远诚。谨奉疏慰。”
“舟、荣二大士远来，极感至意。舟又冒涉岭海，尤为愧荷也……海隅漂泊，无得归望，追怀畴昔，永望凄断！”
苏轼20岁时去大慈寺拜访惟简，惟简去世时苏轼已年届六十。悠悠四十载漫长岁月，两人以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
苏轼的文章中，与大慈寺相关的很多。例如《书蒲永升画后》、《胜相院经藏记》、《四菩萨阁记》……但我认为最优秀者，莫过于《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其中最精辟的，是下面这一句话：
“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余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
这是对宋代成都城市商业文明的高度颂扬；是对大慈寺宏丽壮阔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高度赞誉；也是离开故乡20多年的苏轼，对成都和大慈寺怀念之深情流露。
和大慈寺关系密切的文人，并不只有苏东坡。唐宋以来，贯休、文同、苏洵、苏轼、苏辙、范成大、陆游、顾复初、杨守敬……这些文化名人在大慈寺留连忘返的历史背影，渐行渐远已被遗忘。
▌苏轼的墨竹图轴
▌苏轼表兄文与可的竹画
一大天府乐土
晚唐五代之后，成都繁华更盛，韦庄在《怨王孙》词中描绘大慈寺外的“蚕市”，游人队队、穿着时髦：“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
唐宋时期，大慈寺一直是成都宗教、文化、商业和游乐中心。善男信女、凡夫俗子都趋之若鹜。香客、商贾前来游玩、贸易，王公贵戚甚至皇帝老倌、皇后娘娘也要来看热闹。
据宋代张唐英《蜀梼杌》记载：明德元年（935)六月，后蜀先主孟知祥“往大慈寺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于华严阁下。”
广政元年（938)，后蜀后主孟昶“游大慈，宴从官于玉溪院，赋诗。”孟昶最宠爱的花蕊夫人曾写有诗句：“春早寻花入内园，竟传宣旨欲黄昏。明朝随驾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这位娘娘听说第二天要陪皇帝去大慈寺逛庙会，兴奋得头天晚上就吩咐预备车马。
成都施舍僧众和官府庆典等活动，都曾在大圣慈寺举行。陆游《剑南诗稿》卷七《观华严阁僧斋》诗注：“阁下自四月至七月末，日饭僧数千人……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
宋太宗、宋真宗时的两朝名臣张咏，当过成都府知府，他系山东鄄城人，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急性子人：有一次戴着帽子吃“抄手”（馄饨），头巾带子太长几次掉到“抄手”碗里。张咏火冒三丈，一把将脑壳上帽子扯下来塞进汤碗，大吼：“你吃，你吃，老子不吃了！”张咏研究学问却很耐心，当官后俸禄几乎都用来买书读，藏书近万卷。
成都商业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掀开了：由于商业太发达，张咏开创了由地方政府发行纸币的先例——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是四川方言，即票证、票券概称，有“合券取钱”交易之意。交子用四川特产的楮树皮纸印刷，朱、墨两色套印，有文字、图案，当时又称为“楮币”，在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开始在四川流通。那之前，宋朝使用铜钱和铁钱（四川主要用铁钱），铁钱大钱一千枚重25斤，买一匹好丝绸，需中钱二万枚，重200多斤。
公元1023年，北宋政府在全国正式发行“交子”，比欧洲使用钞票早600多年（瑞典最早于1690年发行纸币）。“交子”的发明，是成都在世界经济史和印刷史上极为重要的贡献。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1816年《华阳县志》所绘成都大慈寺
经济发达了，“休闲文化”也繁荣起来。张咏在成都当官时，每年二月二日踏青节都聚众游江为乐：“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士女骈集，观者如堵。”船上的张咏喜气洋洋地观赏江边漂亮的成都姑娘，写出赞美诗：“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
古代专门划定的商业区称为“市”，是游乐兼商业贸易集会的区域。到了宋代，大慈寺门前（今东大街一带）已形成非常大的物资交易市场，整日人声鼎沸，车马喧嚣。洪迈《夷坚志丙志》说：“(大慈)寺据一府要会，每岁春时，游人无虚日。”
北宋李之纯的《大圣慈寺画记》中描述道：“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技于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只以为嬉戏衒鬻之所，而不知释子隶学诵持，演说化导，亦无虚日。”
李之纯说出了大慈寺区域寺庙宗教文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紧密结合的显著现象。翻开古籍，类似的这些记载一页页现于眼前。让我们穿越回宋朝，看看成都人怎么玩转一年四季十二个月。
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记述宋代成都道：“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方舆胜览》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又在药市设置“幕帘棚屋，以事游观”。
宋人侯溥在《寿宁院记》中记述大慈寺外的繁荣景象：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药市……他还说:“佛以静为乐……独成都大圣慈寺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贩脂卖浆，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
元代成都人费著撰写的《岁华纪丽谱》，记述了诸多宋代成都的情状：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核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
《岁华纪丽谱》记载各个节日，官吏夜宴游乐的地点，很多都是在大慈寺：
正月二日“晚宴大慈寺”；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二月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十三日“晚宴（大慈寺之）信相院”；三月二十一日“既中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寒食“晚宴大慈寺设厅”；五月五日及六月三伏日“宴大慈寺设厅”；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于锦亭，今宴于大慈寺”；冬至节“宴于大慈寺……统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
文中提及的“设厅”，指官府在大慈寺设专门场所，时常举办饮宴活动。这样搞得大慈寺的和尚们也骄傲起来了，以至于寺僧懒于迎接：“唯帅守监司来，始备礼延伫，视他官蔑如也。”
▌四川宋代紫竹观音石刻像 白郎 摄
▌四川宋代菩萨石刻像 白郎 摄
▌四川宋代罗汉石刻像 白郎 摄
百工列肆，市声如雷
成都一般民众也喜到大慈寺游乐，包括听经礼佛、游寺观画、买物看戏、聚餐饮酒、品茶闲话、观灯赏月、登楼高望、纳凉避暑……
北宋时期，繁荣商业几乎通宵达旦，《方舆胜览》诗：“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宝书斋彻五更。”
夜市交易可进行到三更时分，地点主要分布在沿锦江一带及大慈寺附近。当时，登上大慈寺的门楼，能一览锦江夜市的喧闹场景。元宵节、天中节(端午节)、七巧节、中秋节等，大慈寺都有灯会，游人如织。
两位在成都生活过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游，对此也有记载。范成大《前堂观月》描写了锦江边上的夜市：“东郭风喧三鼓市，西城石汹二江涛。”
陆游《七月八日马上作》：“明河七夕后，倦马五门前。小市灯初闹，高楼鼓已传。”
大慈寺夜市甚至昼夜不绝。如成都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的夜市，“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夜市上有军人辛劳巡逻维持秩序：“灯夕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盗”。军人下班了，“作宴以劳焉”。
分析其主要原因：首先，大慈寺本身是大的市场，一年中的蚕市、扇市、香市、七宝市及小规模药市，都在这里举行。其次，唐代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流经大慈寺前，空气清凉风景更佳。第三，大慈寺内众多精美壁画及佛家胜景，足可流连观赏。
▌民国时的大慈寺大殿 郑光路 提供
宋朝有个成都太守田况，为大慈寺写了不少诗，歌舞升平的情景如在眼前：
“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信步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大慈寺前蚕市》）
“万里银潢贯紫虚，桥边螭辔待星珠。年年巧若从人乞，未省灵恩犏得无。”（《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
“良时不易得，行乐未为病。高会纵嬉遨，丰岁愈繁盛。与众助驩欣，寄情于俚咏。”（《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
大慈寺区域时常聚万千游人，官宦名流宴饮游赏，真是官民同乐。郭印《超悟院记》说：“成都大慈寺……合九十六院，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
可以想象大慈寺外，就是一幅巴蜀大地上的《清明上河图》。如此规模盛大的游乐活动，震惊了大宋朝廷。仁宗朝时（1023—1063)，御史中丞包拯（戏台上有名的黑脸包公），就曾弹劾益州知州宋祁在成都的游宴奢侈行为。
《宋会要辑稿》记载政和六年（1116)五月二十一日诏令：
“访闻成都大慈寺门楼斜廊，安设鸱尾，沿袭五季专恣之弊，僭奢无度。其师府监司，七夕率皆登历宴饮，无复忌惮，吏民聚观，不可以训。今后七夕排当登寺门事可罢。”
朝廷担心像七夕登寺门赏月、观夜市、华严阁宴饮游乐等，已有聚众煽民、影响社会秩序嫌疑。这至少说明，在北宋时期，大慈寺区域一系列商贸及文化娱乐游宴活动，已全国皆知。
两宋时期，是成都古代商业文明和大慈寺人间佛教的巅峰时期。
▌过去的大慈寺街区、已演变为今天时尚的太古里 邓平模 摄
附录：凤凰涅槃太古里
佛家说“盛衰无常”，大慈寺毁于南宋末年的战乱，明末清初再次毁于兵火。
清朝初年（1644－1646），张献忠在这个庙里面大杀明朝官员和读书人，最后毁灭寺院。此后大慈寺荒烟漫草、鼠兔出没……
清顺治间（1867年）真印和尚发愿重修大慈寺，1878年修成。成都知府冀应熊书“大慈寺”匾额。
同治六年（1867年）再次重修，中轴线上建筑为山门殿、弥勒殿、观音殿、大雄宝殿、说法堂及藏经楼、接引殿。两旁建筑为客堂、斋堂、禅堂、戒堂等，占地四十余亩。
山门殿上方，刻有四川按察使黄云鹄榜书“古大圣慈寺”石匾。匾高约70厘米、长约3米，为红石雕刻而成。年款为“光绪六年佛成道日”（即农历腊月初八），落款为“楚蕲黄云鹄书”。两旁各有一小石匾，分别刻有“真解脱门”、“大光明路”字样。各殿堂石柱上，刻有清代名士顾复初等人撰书的楹联。
此后大慈寺逐渐走向衰落，游客稀少香火不旺。
1958年扩修东风路，拆去寺中的接引殿。殿中高二丈余的铜像，为唐代和尚大洵、沙门体源在大业年间所铸。铜佛的背面刻有“永镇蜀眼李冰制”七个比拳头还大的字，字为秦篆体。在玻璃佛龛前面两侧，曾经挂有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颜楷所撰联：“立脚镇潮音，预防沧海横流日；以手援天下，应现金刚不坏身。”一千多年来，这尊佛像逃过了历次战火，但毁于1958年的“全民炼钢”。有“老成都”之称的冯水木先生曾告诉我：铜佛基座有一米高，仅铜皮就有约两寸厚。他目睹工人抡大锤乱砸；头部无法砸烂，为实心红铜……所幸清代黄云鹊所书石匾，其后被水泥涂抹藏于墙体内，躲过浩劫。
1959年，大慈寺有僧人23人；住在寺庙的有14人，另有9个僧人被派去“全民办厂”，参加“大跃进”。
1967年，大慈寺成为成都警备司令部（50军军部）所在地。
1981年，公布大慈寺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改建大慈寺为成都市博物馆。
此后，“大慈寺喝盖碗茶、吃豆花饭”是成都人的一种享受。进得闹市中的大慈寺门别有洞天：几重大殿古色古香，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浓荫掩映。回廊盘曲有古玩字画，偶尔大廊房中还演曲艺、唱川戏……雅人俗人共赏，无论看热闹还是看门道，都可心满意足。
再后，大慈寺区域的“打造”屡起波澜，曾有新建“古典建筑”，又全部拆除。继之，在临近大慈寺路以南、纱帽街以东，临近春熙路商业步行街及东大街，建成“成都远洋太古里”，于2014年起分阶段开业。
主要参考文献
1、（宋）苏轼：《苏东坡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
2、（宋）·释志磐：《佛祖统纪》，佛陀教育基金会印。
3、（宋）张唐英撰，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巴蜀书社，1999年版。
4、张渝新编著,《锦里古代诗词选注》,长江出版社,2013年版。
5、王卫明：《大圣慈寺画史丛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6、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整理：《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包括：（宋）扈仲荣编《成都文类》，（元）费著撰《岁华纪丽谱》，（元）费著撰《蜀名画记》。
7、成都大慈寺主办：《大悲》，2008年后多期。
▌南宋马远的《西园雅集图》摹本局部。画作描绘了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王诜等人的雅聚
撰文 | 郑光路
供图 | 白郎 邓平模 郑光路
主编 | 晨曦
责编 | Ja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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