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们很多同志一直都在就教师节日期的问题奔走呼吁、深析论证。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说毫无波澜，以至于还要被删帖等等。
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又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教师节改设于孔子诞辰日”，算是又一个惹人生怒的新闻，也是经年累月难以销蚀的某种风气。
今天不妨系统性地唠唠。
教师节的日子要不要改，要改！
但是改立在9月28日“孔子日”，我个人强烈反对。
9月30日就是烈士纪念日，9月28日再设节日，过近的节日排布明显会冲刷舆论、对冲节日氛围，这是对2000多万为建立付出生命的烈士们的不敬，亦是一种舆论不肃。
同时，以孔子老先生作为教育标杆、作为一张教育大旗，这就更值得严正反对。
中国人在20世纪经历过1915和1966两场声势浩大的、现代化的文化思想革命，结果竟然还能在21世纪复孔，这很诡异。
80年代以来，在一帮伤痕文人和复辟官僚群体的带动下，“毛泽东全盘否定孔子”的论调甚嚣尘上。
这帮人，估计也是把“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前半句给摘了的群体。
毛主席上过七年私塾，熟读儒篇，说他全盘反孔实在是污蔑了。
他对于孔子是局部的、客观的“反”，且这种“反”正是出于他对孔思想的深彻了解和全面理解。
别的不说，中年得女的毛主席甚至还用《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给心爱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取名，怎能说毛主席反孔子？
毛主席反的从来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教」——维护封建士家反动统治的「孔教」。
毛主席亲口语：“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夫子了。”
当孔老圣人变成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白匪工具”，毛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
“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入的。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
1939年时，国民党政府就立过孔子诞辰日八月二十七日为教师节，还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充分暴露了孔教之于法西斯封建军阀的器物性。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洪文同志其时直陈：“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另外，尊孔为“教父”，这里面还暗含了一种浓烈的「文人治国」的味道，这是一种非常阴狠、非常矫造的气味。
从程朱理学，到康熙祭孔，从民国的所谓“大湿辈出”，到80年代的所谓“解冻”……不展开细说了。
再说9月10日，改动现存教师节我倒是支持的，这个日子绝对不适合作为一个节礼日。
中国目前有大几十个或官方、或非官方但具有民间影响力的「节日」，不论是来源于传统的民俗节日（春节清明中秋端午），还是来源于文化入侵…哦不，来源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宗教节日（圣诞感恩情人），亦或是来源于政治纪念的节日（国庆建军）——这些节日都是有根可寻的，都是有设立理由的。
从此，9月10日就莫名其妙、且是以一种急不可耐的姿态，成了中国的教师节。
有些事情，我真的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
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忌辰期间，应禁忌饮酒、寻欢作乐等事，《礼记·祭义》载“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 郑玄注：“忌日，亲亡之日。”《后汉书·申屠蟠传》：“九岁丧父，哀毁过礼……每忌日，辄三日不食。”
9月9日是什么日子，又是什么样的意义，无需多言。
在9月9日之后迫不及待地就加盖一个庆贺性质的官方节日，从某种现实诉求的角度看：三十六年前，这是一种驱赶着人们去遗忘、去褪忆的“冲淡”。
冲淡什么呢？无非就是内涵所谓“毛主席批斗打压臭老九”嘛。
所以，这些“一夜翻了身”的臭老九们，可不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然而，历史总是由“后死”即“活得久”的人撰写的，当年所谓批臭老九、动辄把一些运动扩大化的人，是毛主席吗？
不敢多说，不便多说。
还有些布尔乔亚分子说毛主席“不尊师重道、不敬重教师”？
对徐特立，老先生六十岁大寿时，毛主席写信：“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对黄宗溍（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老师），毛主席1957年寄去1000元——1000元啥概念？毛主席每月工资才404.8元，当时连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喝杯茶都要付茶钱的。结果钱到时，黄先生已病故，其家人欲将款退还，毛主席说：“老师走了，师母还在，还有师弟师妹，这钱就留给他们用吧。”
对毛宇居（韶山启蒙老师），毛主席曾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北京游览名胜，还安排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宴会，衣食住行关怀备至。1959年回故乡韶山，毛主席在家宴上向毛宇居当面敬酒，老先生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主席回敬：“尊老敬贤，应该应该！”
在中国革命一步步取得胜利的漫长征途中，最重视教育和传授知识的人，正是毛主席。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正是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由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提出来。
早在1942年的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会胜利。”
目光往更早一些望去，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对红四军的文化教育问题提出过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
至瑞金时期，毛主席又组织了红军学校和各式教育机构，对军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时明确提出，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
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边区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全军学习运动，军队里出现了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各种学习小组。
同年5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召开，毛主席在会上解释了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即“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
毛主席点明：“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
当年的延安，有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等培养各类军政干部的学校，我党、我军及边区政府还在军队内外广泛开展了群众扫盲教育活动，如开设延安司令部扫盲班，开展边区冬学活动、识字活动等，整个延安呈现出浓厚的学习氛围。
革命形势的发展，让广大的干部战士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教育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正如毛主席所言：“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1939年12月，毛主席起草并发布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文中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
对于军队统帅而言，把“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是一种高瞻远瞩的谋略，毛主席甚至形象地提醒各级干部：“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1941年4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我军知识化、专业化进程进一步加深。
1944年5月，毛主席又定下了一个目标：延安边区140万老百姓，10万党政军，一共150万人，都要识字！
他认为：“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诚然，学习文化是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科学的基础。没有文化，其他理论也很难学得进去。”
主席还要求，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巨大的学校”：“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使军队形成学校”出于多方面考虑。
一是革命历史原因，我军在建立初期是以松散且原始的农民阶级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二是部队现实情况，当时官兵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三是国防建设任务，为使我军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尽管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突然爆发而在一些方面没能按原计划全面落实，但各部队抓教育的任务并没有耽误。
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军战士在1951年初期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其中识500字以下者在30%左右；干部中的文化程度不及高小者约占68%，其中达到初小者仅30%左右——但到了1953年，从原来官兵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八成左右，已变为超过八成达到初小以上文化水平。
然而，就在全国上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军队中到各领域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时，至1957年春夏之交时，某些知识分子却露出了蠢蠢欲动的苗头。
他们与党内某些产生“资倾向”的人相苟合，逐步演化为驱离革命、远离革命、甚至淡化革命的姿态诉求。
对此，毛主席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主要看他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主席又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
这或许是某些时时刻刻想着脱离工农大众、坐在云端高高俯瞰人民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于后世年月痛恨毛主席、大力付诸于反攻倒算的原因吧。
毕竟，毛主席总是教育他们要服务于劳动生产和革命事业，这可就太反了这帮人无病呻吟、哭哭啼啼的尿性了，怎能不曲构泼污。
对这类脱离劳动、脱离工农的所谓“知识分子”，毛主席也给出过精辟的论断：“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以及他那句著名的教育工农与年轻干部的话：“你们要多读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孔教儒生复辟归来，自然是气势汹汹，自然是杀气腾腾。
儒热的背后，他们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帜”，也始终在谋求“红色退潮”。
80年代之后，大陆兴起“国学热”，这背后有着忽略不掉的资本推手，以及相当阳谋的政治诉求。
首先无法遮掩的一个事实就是：大陆地区的国学风、儒教风，并非自孕自生，而是刮自港台地区，且带有非常明确的人为感。
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二是台湾的东海大学。
港台兴起儒热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趁着欧美经济不景气、滞胀无法缓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便引发了东西方学者探讨。
只是探讨的结果，竟然是给孔子戴了高帽。
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论语”，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
又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曾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适逢大陆地区正乘“入世”东风，国学热和孔教复辟旋即伴随着港商和台商们的歪理学说，在原本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得铁骨铮铮的大陆人民间扎下了根，十几亿国人，重新软绵绵了起来。
儒教卷土重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当然就是“去革命化”、“去毛化”。
2011年，距离正本清源、扭转船头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国舆论场群魔乱舞之最高峰，同时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年的9月3日，电影《国父孙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宣布该片正式更名为《第一大总统》，并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导演王才涛携邱心志、聂玫、田亮等参演明星到场。
孙中山，竟然成了国父……
这样一尊基座1.6米，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泽东和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
它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它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端视。
整整一百天后，孔子老先生又悄悄然、灰溜溜得被移出了神圣的天安门广场。
而孔子出走后，国庆时节孙先生的画像又出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弥散着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只是，偌大的广场上已经早就不见了马恩列斯四位导师的巨幅画像，徒剩孤独的毛主席，静静地在城楼上凝望着歌舞升平……
之前我评论天津女教师“嫌贫爱富”的新闻时（见微博大号@-欧洲金靴-今年2月26日、27日两篇文章）就说了，在今天，教师早已不是过去那种“无产阶级人民教师”的革命姿态，在教育产业化、私有化、商业化的当下，已是越来越趋近于一种普通职业。
在2012年八项规定出炉之前的时日里，每年的教师节曾经更是一度成为部分体制内蛀虫大兴奢靡之风、鼓动家长学生送礼献媚的“油水日”。
教育乃一国之本，从毛主席开始，我国没有哪一个时期是不重视教育的，但是就设立节日是否必要、尤其节日设立在9月10日是否合适，确实需要严肃讨论。
所以后来也几乎没有再为教师职业特立节日以搞特殊化。
而今天，如果非要设立教师节，非设不可，那么我个人倒是建议设立在12月26日，毛主席的诞辰，即「人民节」，将毛主席这个开国领袖的“人民性”和“教育性”实现合一，逢大兴崇教尊师的日子，都能想起那个我们共同的老师。
“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从浴火中重生、从分裂中实现家国统一，是被谁带领、被什么思想教育，12月26日是最恰如其分的答案。
或者，如果不想冲撞12月26日这个专属毛主席的日子，那么也可以设立在5月1日的劳动节，这也是新中国在1951年时由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过的教师节日期（后来觉得教师群体没有必要特殊化、特权化，于是教师节干脆被淡漠）。
教师职业本身就属于劳动阶层，应从劳动群众中来、贡献于劳动群众去，一旦脱离劳动则难称“人民教师”。
总之，在9月9日的主席忌辰之后设立9月10日为一个庆贺性质的节日，尤其随着消费主义兴起、各类节日逐渐被资本异化为纸醉金迷的狂欢割韭购物节后，许多节日的本来面目和设立初心都已然被污化。
由此，9月10日作为教师节、乃至被作为一个「节日」，从任何角度审视都是需要反复斟酌、予以斧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