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凶猛》与《启蒙时代》之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中国海洋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东青岛 266003）
内容摘要：王朔与王安忆，互不相似的两个作家，在他们关于“文革”的描写中，却都突破了以往的文革叙事模式，开拓了有关文革经验书写的新的版图。在《动物凶猛》与《启蒙时代》中，王朔和王安忆在观察角度、对材料的取舍、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安排等方面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既与创作主体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学观念有关。
关键词：“文革”；青春；思想；成长；叙事
小说采取的是倒叙的手法，情节的组织、发展基本是线性进行的。以“我”与米兰的故事发展为主线：“我”在一次偶然的遛、撬过程中，迷恋上了一个姑娘的照片，感情朦胧而真挚，那个时候对待女孩子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分寸，还为于北蓓睡在高氏兄弟家里而忧心如焚，不像其他的男孩子们，聚集在王府井暗淡的街头，“拍婆子”。与米兰的结识虽亦属大街上的搭讪，但却无轻佻的味道。但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我”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哥们儿。而随着米兰与高晋关系的发展，“我”开始记忆混乱，变得恶毒，常常捉弄羞辱她。以至最终彻底的泯灭人性，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并强暴了米兰。前后态度的变化，少年心理的不无扭曲的形态，“我”彻底堕入了动物性的深渊。与“我”性格的丰富性相较，其他人物性格特征并不鲜明突出，大多是一些过场人物，类似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的扁平人物。
小说对文革的态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翻案，当然主人公或王朔们也没有自我忏悔的意思，更多的是对那段青春岁月的缅怀。他们从大院中走出，没有说教，没有约束，有的只是青春的躁动和兴奋，一生仅有一次的青春岁月。
《启蒙时代》则实现了王安忆“写大东西的欲望”，陌生的题材、人物，与自己经验的不短的距离，她实现了对自己的突破，也实现了对以往文革书写固定模式的突破。
总体看来，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散漫，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有一个背景和身世的介绍，在这点上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一个很好的总体的故事框架。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小说大致还是以南昌为主线，一个人物拉出一个人物――小老大“人就是菌类”、“生命就是腐烂”的奇特的生命体验、他跟几个女孩子的关系以及阿明所代表的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给他的冲击――于是其成长的任务就被分摊到了每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人物都不是日常生活化的，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其人物的描写必定是群像式的。
综合上面对两部小说在人物的安排、情节的设置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
2．除主人公外，人物的安排多是因为故事的推进所需而设置的。比如《动物凶猛》中的高晋、高洋、许逊、方方，《启蒙时代》中的小兔子、七月等。
（一）叙事视角：限知叙述VS全知叙述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
在这两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上的两种自我，通过“那时”“当时”等时间概念，文本建构起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明确界限，我们可以感觉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观念较之“那时”、“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赞同“经验自我”的态度，这一呈现是自然而然的，而如果换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这一态度的前后变化就消失了，即或强用语言加以表达也会显得生硬而不自然。而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我”则可以不停地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以成年人的价值观颠覆年少时自我拔高和自我美化的行为。
《启蒙时代》采用的则是无焦点或者说零度焦点的叙述，抑或可称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叙述”。小说以南昌的成长为主线，讲述这群年轻人精神成长的历程，南昌每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的经历等或多或少都给南昌以影响，或者也可以说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陈卓然、高医生、阿明……因此采取全知视角，这既与王安忆延续“讲故事”的文学传统有关，同时又可以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俯瞰其所叙述的这个故事，有时还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而不必告诉读者自己是如何知道的。比如在小说中，对每个人物的身世都有非常详细的交代，即使是非常次要的人物：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中央工作……
陈卓然……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
小兔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在和平的日子，不像上面的哥哥姐姐……
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
这样不仅可以非常方便地解释人物的家世背景、言行举止，一切都被说得明明白白，而且还可以揭示所叙述的事件的本质，从而达到思辨的层面，与作者写“大东西的欲望”相吻合。当然采用这种视角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进入，往往会打断故事的进程，破坏故事的幻觉，从而造成这本小说在行文方面比较艰涩，需要读者耐住性子慢慢解读。
（二）叙事声音
1． 公开的叙述者VS隐蔽的叙述者
叙述者介入的程度越深，叙述声音就越强，根据叙述者的介入程度，�特曼将之划分为三种类型：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
《动物凶猛》后半部分，作为叙述者的“我”开始变得记忆混乱，影像模糊，使这后面的叙述带有了自我消解的特征。采用元叙事的手法，直接跳出来对故事的组织编排大发议论，某种程度上，这是作者选择公开叙述的一个结果。
……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过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
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
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借用了元小说的自我解释、自我暴露的手法。这一手法的运用混淆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作者的素材来源、艺术构思、叙事技巧等问题都通通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叙述者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的虚构本质，瓦解了此前建立起来的“真实幻觉”，引导人们对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物、事件及其发生过程采取一种探讨的态度，从而消解了“我”成长过程中的戏剧性和“男子汉”举止，对少年的自我美化和有意拔高，进行了粉碎性打击，也达到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
与之相较，《启蒙时代》采用的则是隐蔽的叙述者。这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没有将自己的构思过程等暴露在文本中，而是尽量地不使自己露出叙述的痕迹。这样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很适宜造成隐蔽的叙事效果，造成“真实幻觉”。
2．客观叙述者VS 主观叙述者
《动物凶猛》的叙事方式比较复杂，其小说的前半部分可看作是客观叙述，因为它采用的是内在式的焦点叙述，而内聚焦又多与“展示”的叙事方式相伴随，并且此时在“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更偏向于经验自我，因此叙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不留下“讲述”的痕迹。主人公与叙述者是合为一体的，话语都是由人物自己说的，不需要再对人物等进行解释说明，因此它有极大的客观性。比如“我”向米兰搭讪那段：
“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六。”我多说了一岁。
“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
“你多大了？”我问她。
“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
“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
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
“没有，只有一哥哥。”
“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
“保证听话。”
“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
《动物凶猛》的叙事人就是当事人，因此全篇的叙述都是由主人公“我”自己来完成，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动作、行为，即使写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忠实地记录那些内心活动，并没有不断地发议论，进行评价，读者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阅读感受来思考。而到了后半部分，主观叙述的痕迹则比较明显，在两个自我之间叙事更偏向于叙述自我。比如叙述者经常会抛头露面地对故事加以解释，解释他为什么选择或舍弃故事的一些成分。
正和前一个阶段相反，那时候是严峻的，但却散发出仁爱的光辉。现在，他们多少有一些儿颓废呢！难以想象，历史如此迅速地在他们身上走完了一个周期。他们还不过只是少年，倒有些沧桑了。
暴政底下往往产生厚颜无耻之徒，是生存之道。
切勿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要这么想，那是因为不了解南市区这地方。
除了这些见缝插针式的对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小说中还有大段的议论。虽说这样的写法符合人物的性格等等，但也确实削弱了小说的故事性。
在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为那个时代赋有特殊意义的事物，比如军装、游行……这些在作品中也承担了相应的突出主题的功能。
同是写文革时期一群年轻人的成长，为什么王朔将文革变成了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欲望勃勃的激情岁月，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则是“一种心灵史的记录”？为什么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大致相同年龄段的年轻人的生活，在他们的笔下却呈现出了两个极端？
王朔出生于1958年，王安忆出生于1954年，他们实在可以算是同代人，但由于各自家世背景及经历的不同，使他们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青春，多么美好的一段岁月，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却又实在是很短暂的，于是我们留恋它、怀念它。《动物凶猛》、《启蒙时代》记载的，就是两个作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革”青春记忆。这种记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文革”苦难叙事的补充和改写，扩大了“文革”历史叙事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