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思想浪潮的兴起，无数中国青年和爱国志士纷纷投身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开始逐渐深入，埋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纷纷发起组织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留学日本、欧洲的青年开始积极行动。
1920年8月与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分别给毛主席写信，深入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蔡和森在信中强调：“首先要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毛主席在回信中非常坚定地表示：“见解极是，我完全赞同！”此后，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等也开始商讨党的名称问题。
最初，陈独秀提议使用“社会党”这一名称。1920年11月，陈独秀等最终采纳了蔡和森提议的“共产党”，并在上海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刊物——《共产党》，同时制定了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样，建立党的条件渐趋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呼声也开始在建党骨干中酝酿。
02-1、会议氛围轻松
与会的13位代表，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之间的互动并不拘束，反而非常轻松愉快，甚至可以说是畅所欲言，风花雪月，无话不谈。具体来说，代表们的年龄如下：
- 毛泽东：28岁，何叔衡：45岁（来自长沙）
- 李汉俊、李达：31岁（来自上海）
- 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来自北京）
- 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来自武汉）
- 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来自济南）
- 陈公博：29岁（来自广州）
- 周佛海：24岁（留学日本）
- 包惠僧：27岁（代表陈独秀）
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围绕着一个简单的大餐桌，氛围并不如传统印象中的那么严肃和庄重。陈公博甚至带着妻子一起参加了这场重要的会议。
02-2、毛主席的“孤僻”
毛主席虽然以幽默和健谈著称，但在这次大会上，他显得格外不合群。毛主席与他那群年轻的革命伙伴们并不总是有话可聊。原因之一是他在湖南师范学校与好友们定下的“约法三章”——不谈女人、不谈钱财、不谈日常琐事，这让他与其他代表们产生了某种隔阂。此外，毛主席性格直率，尤其是他那股源自湖南的傲气，使得他与其他代表的互动有时显得冷淡。当他与人对话时，常常一言不合便会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对方，气氛一度变得有些紧张。
尽管会议期间，毛主席、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9人住在同一地方的三个宿舍里，但毛主席因为睡觉时打呼噜非常响亮，所以一个人独自住在一个房间里。其他代表觉得毛主席有些孤僻，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各异，大家多多少少有些隔阂。
02-3、会议的冷淡态度
从会议的参与态度来看，不少代表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的历史重大意义。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党内重要人物并未出席大会，陈独秀因为忙于解决贷款问题无法参加，而李大钊当时在北京忙于争取工人的薪资等事务，也未能抽身出席。
实际上，很多参会的代表并没有对这次大会产生足够的重视，他们并未想到这个党会发展成一个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甚至有些代表在会后表示，他们没有意识到参加的是一场历史性事件。后来，当采访到刘仁静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就是去开个会嘛，谁能想到它有那么重大的历史意义？李大钊不来，其他人也不来，我就去了。”
这种随意的态度，或许正是后来部分代表选择退出中国共产党或脱离党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这次大会所确立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改变的。
为何7月1日成为建党节
至于为何7月1日成为了建党节，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误会。由于一大召开时，会议资料和档案遭到警察破坏，许多与会代表对具体日期记忆模糊，大家只记得大概是在7月。
1929年，董必武和何叔衡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何叔衡曾询问董必武一大召开的时间。时隔多年，两人也只能模糊地回忆起大致的时间，而具体日期依然无法确认。稍后，陈公博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关于一大的文章，但他记得的只是从广州出发的时间（7月14日），而到达上海的时间则是7月21日。甚至陈潭秋在1936年回忆起一大时，也只能记得是7月下旬，但具体日期依旧模糊。
直到1938年6月，毛主席和董必武回忆起一大的会议时，他们都认为会议发生在7月，但由于当时过于忙碌，具体日期一直记不清。毛主席在这段时间发表了《论持久战》，并在其中明确提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七周年”。这一刻，7月1日作为建党节的正式日期就被确定下来。
时至今日，7月1日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尽管这个日期并非党的真正诞生日，但它早已成为了全党全国上下共同纪念的日子。
历史常常就是这样，许多无意中的细节和误会，往往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那些参加一大的代表，可能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将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直到今天，他们的名字依然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