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诞生于中世纪。尽管中世纪在整体上处于文明的蒙昧状态，但却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大学。
巴黎盆地的图尔、昂热、兰斯、奥尔良等几座城市学校聚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从而使法国北部成为文化的重心。
免费借书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义务，特别是借书给贫困学生更被认为是一种善举。
对希腊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对更为灵活教学方法渴求，不仅激发了古典文献的翻译与评注，也催生了城市中的大量私立学校。而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兴盛，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行会制度的成熟，为大学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随着城市的发展，职业趋于垄断，行会（jurande）逐渐形成。行会有时也称作“全体”（universitas），它包含从事某一职业的所有成员。行会通行的制度，即“行会制”（collegium）曾是古典罗马法认可的制度。
12世纪的巴黎有三种类型的学校：主教学校（école épiscopal）、隐修院学校（école monastique）和私立学校。
主教学校的主持人为“校管”（écolâtre），通常由“副主教”（chancelier de l’évêque）担任，负责管理教师。教师经常具有“议事司铎”（chanoine）的身份，他们在圣母院周边的居所中教学。
阿伯拉尔的到来及其成功既是学校兴旺的原因，也是其标志。阿伯拉尔开创了收费讲学的先河，其他教师也纷纷效仿。这些教师，其实也是教士，但并不从事宗教活动，与世俗人几乎无异。这时的学校开始出现一种世俗化的倾向，私立学校教师只需校长认可，学生也不直接依附于教会，大部分学生只有下级神阶，甚至只受简单的剃发礼。然而这些教师与学生群体又不被城市人看好，这些不受主教控制的人们可能是滋事动乱的源头。
为了躲避巴黎主教的干预，巴黎教师和学生迁至塞纳河左岸，首先在草靴路、三门路等处安顿下来。那里是圣·热内维耶夫教堂独自管辖的豁免区，即形成后来大学集中的“拉丁区”。
但是，巴黎主教仍然拒绝承认巴黎大学的自治，认为巴黎大学的宪章是密谋的结果，并指责行会组织有害于学习。
巴黎教师与学生争取大学地位的过程长达30余载。自1200年开始，他们便与教皇、巴黎大主教和法国国王周旋。他们首先期待教皇能够合理裁决，但毕竟天高教皇远，即使其裁决不利于师生，他们还有更锋利的杀手锏——罢课与离散。
巴黎学者和学生的罢课与离散对于法国国王和巴黎人而言的确是一个严重大的打击，因为教师和学生租用大量的旅馆和民房，并在酒吧与餐馆消费。一旦他们离去，这些旅馆与餐饮业将无法为继。
1246年，巴黎大学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印章，大学自治得以确认，大学生们同时获得司法特权。大学自治主要有四个方面：
●文凭颁发的专属权和自行遴选制度；
●管理独立，有权要求其成员宣誓与开除抵制者；
●司法独立，具有选举其代表的权限；
●财政独立，具有其经费支出的权力。
巴黎大学自治，意味着居住在巴黎的教师和学生行会，作为遵守现行封建法律的平和机构，自行管理教师，并对学生行使权威，制定自己的纪律，而不需要外界干预。
1292年，教皇授予巴黎大学颁发“基督教区通行教学证书”（Licentia ubique docendi）的特权，大学因此有了新的称谓“studium generale”，也是后来对中世纪大学的称呼。巴黎大学也由地方大学提升到欧洲中心位置，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因限于法律专业无法与其相比。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学者和学生屈从于教会的控制，就不会有大学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的诞生，便是追求自由的结果。
当然巴黎大学最初追求的自由，并不是寻求真理和正义，而不过是在国王与教皇之间寻求生存空间，左右逢源。结果是巴黎大学获得了学位专属授予权，把握着象征法律资格与自主的校印。其成员可享有与教士相同的社会地位，不必纳税，不必服兵役，却有罢工或罢课的权利。
借鉴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巴黎大学的教师经过艰苦斗争几乎逐渐获得了当时行会所能有的全部特许权，也审时度势地创造了他们所需要的“自治”机构。
但这一自治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教皇为了控制正呈燎原之势的异端邪说，振兴日渐衰竭的11世纪改革，希望通过大学增强教会的中央集权，并以此建立将整个基督教界与教皇直接联系的大型宗教研究中心。虽然教皇的多数决定符合大学学者的愿望，但一旦大学学者的作为触犯教皇的某根敏感神经，教皇也会向大学学者叫停，迫使他们屈服。1225年，教皇特使、圣昂日的枢机主教便砸碎了巴黎大学的大印章，直至1246年才重新授予。
巴黎大学在建校伊始便设四个学部：艺学部、神学部、法学部和医学部。艺学部相当于文学部，是初级学部，为14-20岁的学生教授“三艺”和“四艺”等学科，颁发“授课准许证”（licencia docendi）。获此文凭者，才具备任教资格，可以进入其他三所高级学部学习。这种四个学部组合构成的巴黎大学，不仅是大学的滥觞，也是后来欧洲大学办学的基本模式。每个学部由执教教师（actu regentes）全体大会选举产生学部部长，管理学部生活的各方面事务。
艺学部的学生虽然是低年级，但却有着相对更大的权力。每个民族团选举出自己的代理（procureur），而只有4位代理有权共同任命一位艺学部教师作为部长。作为部长的教师须经全体艺学部教师若干轮的选举产生。艺学部作为大学内部的行会机构，占有公共财政、管理人员和印章。因此，艺学部长逐渐成为大学的真正主管，自1249年开始行使大学命令，自1256年绝大多数教师宣誓服从于艺学部长，并同意代表大学与维护大学特权。
校长作为大学行会的真正首脑（caput studii），在大学内部与外部具有荣誉权和特别优先权。大学校长的权力十分广泛。他向国王的代理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然后由大学法庭予以裁决。决定城市的学生住房租金和图书租借费。在四个民族团的协助下管理财政。当在师生中出现争端时，可以决定对肇事者处罚、逮捕或驱逐。召集全体教师大会，确定工作日程。作为大学宪章的维护者，在8位司法执事的协助下对外代表大学。
然而，大学校长的权力也很有限，真正的民主决策机构是全体教师大会。校长的任期为3个月，在改选时，全体教师要对校长的工作进行审查。这种民主方式与当时所有职业行会的情况类似。巴黎大主教在大学中的责任仅仅是主持仪式和记录大会决定。13世纪初，教师大会在穷人圣朱利安教堂（Église Saint-Julien-le-Pauvre）举行，校长只需公布大会召开时间。后来由于会址的变动，校长还要公布会议的地点。大会召开时，教堂大殿的四角各置一个座位，每个民族团的代理分别占一席，艺学部的成员也分别在四个角落商议。其他学部的教师在空位入座。校长根据每个学部的提议形成大会决议，由四个学部的成员举手通过，最后校长作出总结论并加以实施。1340年之后，大会决议须由四分之三以上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意才能通过。
校长在管理方面的责任极为有限，因为大学没有自己的校舍，召开教师大会的教堂是租借的，印章存放在圣女热纳维耶芙教堂（Église Sainte Geneviève），档案存放在马蒂蓝修道院（Couvent des Mathurins）。每个民族团都有其特定的教堂，举办弥撒，进行考试和其他仪式。教师如果不想在街头授课，须自费租房间做课堂。大学唯一的资产要算沿塞纳河左岸的教士草地（Pré-aux-Clercs），每个礼拜天学生们常在草地上玩耍、散步。但这块校产得来也不光彩，是大学与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长期争执与霸占的结果。
大学校长的经常行为实际上是维护大学的特权，争取减免各种税赋和巡逻警戒事务，特别是各种司法豁免权。每个教师或学生享有一种特权，即只接受主教法院的审判。而巴黎市政法院只审理一般的民事诉讼。一般来说，主教法院只能关押教士。当学生案件涉及世俗人时，主教须请求市政法院逮捕或关押世俗人。
教廷保守法院（cour du conservateur apostolique）可以审理所有侵犯大学权利的案件。在13世纪末，教廷法院对于维护大学学术自由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者当以学术为业。中世纪学生的信件，经常流露出其精神状态的理想面貌：对学习的饱满热情、对导师的崇敬、对知识不断增长的憧憬。
艺学部学生的入学年龄为14-15岁，学习至少六年时间。毕业时，首先须通过由各民族团教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考试，然后参加“终考”（determinatio）。终考的形式是辩论，学生须选一主题在4位教师面前展开辩论，目的是考察其论证与讲课的能力。考试通过之后，便可获得“终考文凭”（déterminance），即15世纪之后改称的“艺学毕业证书”（baccalauréat ès arts）。艺学毕业证书的获得者，称为“艺学士”（bachelier），需作为教师的助手承担两年的教学工作。两年助教工作结束才可参加授课证书（licence）考试。如果助教生切实在学部学习、听课、完成作业、阅读经典著作，便可自动进入教师根据成绩编排的录取名单。这一名单送至圣女热纳维耶芙主教处，由其确认获得授课证书的人选。
新的授课证书获得者，身着长袍，随大学校长、大学执事、民族团代理之后，列队自马蒂蓝修道院走向圣女热纳维耶芙教堂，在那里跪拜，在巴黎副主教面前接受羊皮纸质的授课证书。授证仪式之后六个月，新的授课证书获得者便成为正式艺学教师。
新教师的入职仪式称为“启动”（inceptio），新教师需以其代表作开讲第一课，之后其指导教师授予其一顶四角帽、一枚金戒指和一本书，并吻其面颊与向其祝福。然后，新教师宣誓服从校长。仪式之后是大型宴会，并向学友赠送手套、长衫、金钱等礼品。其中不乏炫耀的色彩，有时甚至邀请管乐队或哑剧助兴。
尽管当时禁止奢华消费，但高消费的炫耀十分普遍。其实，炫耀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在节庆中，大学团体近乎狂热地感受其团结，大学的任何行为都非个人行为，只有共同的意志才能使个人得以存在，并通过集体活动来宣示他们具有如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的地位。
在另外三个学部，荣耀之路（Cursus honorum），或者说晋升体系大体一致。首先经过5年学习获得艺学文凭，再经过至少7年方可获得“硕士文凭”（maîtrise）或“博士文凭”（doctorat）。获得法学和医学博士的年龄约28岁，而若要获得神学博士文凭，则需要15年的学习时间。先做7年学生之后成为神学艺学士，还必须读2年《圣经》，可成为“读经艺学士”（bachelier biblique）。然后，再经2年阅读皮埃尔·龙巴尔的《警句集》，才能成为“警句艺学士”（bachelier sententiaire）。最后，还要参加3年的辩论，终于成为“养成艺学士”（bachelier formé），接着才可以参加授课准许证的考试。
求学的动力来自于出人头地的野心和对知识的渴望。同时求学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保证，以支付入学注册费、购书或租书费、住宿费、教师工资、考试费。艺学考试费用相对较低，但授课证书和博士考试的费用极高。法学部和医学部的学生多是富家子弟，而贫困学生集中于艺学部和神学部。
13世纪末，巴黎人口约20万，虽在整个欧洲首都中为首屈一指的超大都市，但容纳5000名大学生已是超出极限，因此房租价格极贵。一些富人出钱或出地为贫困学生建造居住和学习的场所。1180年建造的十八人学院（collège des Dix-huit）便是巴黎建立最早的学院。学院最初为18个贫困学生而建，并因此得名。学院建于巴黎圣母院的对面，每个学生在学院住宿并且每个月还能得到1旦尼尔的零花钱。作为回报，学生们须为附近一家医院的亡者守夜，为其下葬搬送十字架和淋洒圣水。之后，还有类似的学院相继建立，如建于1208年的良童学院（collège des Bons-Enfants）、建于1246年的金翅雀学院（collège du Chardonneret）、建于1304年的纳瓦尔学院（Collège de Navarre）。
中世纪大学教学内容的基础是“七艺”（sept arts）。其中语法（grammaire）、修辞（rhétorique）与辩证法（dialectique），是文科教育中的核心部分，被称为三艺（Trivium）；算术（arithmétique）、几何学（géométrie）、音乐（musique）以及天文学（astronomie）（其中也包括了占星学），被称为四艺（Quadrivium）。三艺与四艺，合称“七艺”，或“自由七艺”（Arts libéraux）。
中世纪大学根据不同知识学科的地位划分为神学、法学、医学三个高级学部和教授七艺的艺学预备学部。实际上，许多大学在13世纪只有两三个学部，但艺学部（Facultés des arts）则必不可少。艺学部是一个更为世俗的环境，也较少受正统教义的干扰，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激发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艺学部在各大学都是初级学部，但由于艺学部的师生数量众多，艺学部部长经常是大学的真正首脑，神学、法学和医学博士则处于从属地位。
枯燥乏味也许是人们对经院哲学的直觉认识。但需要知道，辩论才是经院教学方法最具特色的原始训练。与东方“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传统不同，中世纪大学的辩论课是教学的重要内容，最优秀的教师往往把基本课程交给艺学文凭获得者去上，他们自己则特别致力于辩论。
书籍虽然数量明显增长，但依然是中世纪大学发展的障碍。贫困学生不仅买不起昂贵的书籍，反而要靠誊写赚一些生活费。学生的参与降低了书籍的成本，但也降低了质量。誊写技术略有进步，羽毛笔代替了芦苇笔，哥特式小写字母的普遍应用也加快了书写速度。书籍的开本有所缩小，便于翻阅和搬运，也不必用铁链锁在图书馆里。文字修改需用骨质或象牙质柄的小刀或小锉刮去牛皮纸的表层，重新写上正确文字。因此，法文用来表示修改文字的短语，有“给合同一刀”（指修改合同文本），“锉一锉文字”。
教师中出现了一批编书人。特别是在修道院，编书作者通常有一位秘书和两位助手。秘书时常代编书人写作，一位助手负责校对参考文献，一位负责在空白牛皮纸上用雕刻针画线。
随之出现了一个在大学的管控下的教科书出版系统。一张羊皮可折成4页，即1件（pecia），也是今天法语中常见的量词“pièce”的来源。所有“件”构成一“部”（exemplar）著作。每部著作须经由博士组成的委员会审查，才能进入大学批准的“书社”（stationarius）。1323年，巴黎有28家这样的书社。书社将某部著作中的1件，分配给其雇佣的誊写人，若干誊写人同时誊写一部书的所有件，每件完成之后组装成一部完整著作。书社按官价（taxatio）出售或租借书籍。
由于书籍的昂贵，图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藏宝馆。1290年，索邦学院的藏书1077部，全部用链条锁定，以防止丢失。
造成书价昂贵的原因，除了誊写效率低之外，还包括羊皮产量低。羊皮经营商因此受到大学的监督。巴黎大学任命4位监督员赴专门羊皮市场监督到货情况。在图卢兹，一整条羊皮商街都由大学监控。羊皮商与大学校长共同确定价格，羊皮价格确定之后则不许改变。羊皮售出之后，大学要抽取一定税款，这笔款项也构成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
纸张的普遍应用带来大学教学模式的变革。写作的意义开始大于口述，一部文稿更能体现个人智慧风格，比起过去的团组讨论，个人研究也更容易实施。
然而，书写材料的变革并非短期得以实现。蜡板被人们习惯地应用，蜡板商本能地抵制纸的应用。直至15世纪，人们最终认可了比蜡板与黑板更为实用的纸张。
知识分子与教士、其他市民、游走的艺人有什么区别吗？首先区别在于工作日程与节律的不同。1231年，教皇格雷戈里九世谕令每年的假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一般来说，大学生的课程和练习的间歇不会超过一个月，但每个学部都会根据教学进程延长休假时间。艺学部的课程可以在圣彼得与圣保罗日（6月29日）的前夜休息，直至圣路易日（8月25日）的次日，神学部和法学部的休假可能延至圣十字日（9月14日）。如果算上圣诞节和复活节的休假日，大学实际的授课日约140天。这些授课日大体划分为大、小两部分：大授课期自圣丹尼日（10月9日）至复活节，小授课期自复活节到6月。
每天学生的作息时间与修道院的时间大体相同。大约4点至5点半起床，近10点时早餐，12点午餐，17点晚餐。在小吃小饮之后，应于21点左右就寝。但大学城中修道院的钟声并非有规律地响起，实际上为大学的教学留有时间余地。特别是在冬天，大学时常借助油灯或蜡烛在夜晚授课。
知识群体的另一个特征是穿着制服。每个学生须接受“剃发礼”并穿着教士袍。艺学教师则穿着黑色圆形长袍，袍角须达至脚跟，不得穿系带鞋，鞋也不得露出袍外。主讲教师须在长袍外加穿松鼠毛皮镶边的披罩。艺学教师也可以穿上披罩，但其披罩的镶边只能是羔羊毛或兔毛。此外，教师还需佩戴四角帽或带流苏的圆帽。
在12-13世纪，大学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也不论出身贵贱，但其中贵族学生的比例较大。一些贵族学生租住豪华旅馆，有仆人伺候，甚至还有监护人和神甫陪伴。当然，学生中也有骑士、商人、工匠、农民的子弟，经常需要依靠社会赞助，来弥补家庭供给的不足。
大学生们主要生活在各学院（Collège）。这一场所最初仅仅是为受资助的贫苦学生提供住宿和餐饮，兼做一些辅导或复习工作的地方，后来才转变为教学场所。15世纪，原来仅供大学考试和举行庆典的地方也开放成教学场所，学院的收入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来教学。学院的发展改变了大学无场所的局面，巴黎大学遂于1445年宣称，“大学完全存在于学院之中”。在当时看来，分散型的学院更有利于管理。学院总监可以制订约束青年学生的规则，年长的学生可以监督年轻学生，家长也无法干涉学校开除行为不端的学生。
尽管这些措施未能全面实施，但也造成了艺学部学生数量减少的不良后果。不过，学院学生数量的减少促使学院的转型，催生了类似今天中小学的教学模式。
以阿夫·玛丽亚学院为例，学院里的学生通常在8-16岁之间，还充满稚气与真诚。他们的学校生活有三类：通过公共慈善活动学习社会生活、祈祷与礼拜、学习。首先，他们要去接触贫苦人家，关心孤寡老人，特别是到附近的养老院照顾10个老年妇女，每周六为她们送去一碗汤和在节日时送去一瓶葡萄酒。每到学院创办人的忌日，学生们要背诵圣诗以祈祷逝者安息，他们还要在礼拜日参加弥撒。
学院里有四间卧室，学生们两个人睡一张床。学院配备一个图书室，至少存有43部书。有两间教室，其中大的一间有一个壁炉及两个柴火架，用以冬天取暖。教室里摆放一条长凳、两张长椅和四张桌子。教师根据情况站着或坐着讲课。18世纪，学院由于财政困难而停办。
学生首先学习阅读、书写，以及进行三大祈祷——《信经》《天主经》《圣母经》。当他们掌握一些基本拉丁语词汇之后，进入学习圣诗和语法的阶段。14岁之后，学生们开始学习逻辑学，就某个主题进行辩论。
学生们休息时，可以观看笼子中的金翅鸟。他们还可以玩一种叫作“城堡”的游戏，在三颗榛子或栗子上面再放上第四颗，然后在远处用核桃将这座“城堡”击倒，胜者便可将“废墟”收走。
学生们的早餐通常只有面包，午餐是一碗浓汤或一片羊肉或一片猪肉，晚餐则增至两至三碗浓汤，以及低度的葡萄酒与水混合的饮料。
12月28日的愚人节（fêtes des saints innocents）是学生们恶作剧的日子，特别是老生捉弄新生的时刻。新生被形容为“黄嘴儿”（béjaune），需经历一系列狡黠的询问、令人难堪的羞辱才能由“野蛮的”（rudis）变成“有教养的”（eruditus）人，才能被学生群体所接受。被接受的新生还需骑在驴上在城里走一圈，然后举办忏悔宴以开始其新的学习生涯。
大学自诞生以来从未实现完全自治。虽然教皇和法国国王相继给予巴黎大学司法特权，但权力毕竟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干涉大学自治易如反掌。正是大学受制于教权与王权，危机便潜伏其中。
1253年，也是在一次打斗中一个学生被官兵打死，一些学生被关押、虐待，但官兵却受到新摄政的保护。巴黎大学又宣布罢课，托钵修会教师再一次拒绝参与，于是大学将他们开除。
托马斯则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物质与形式的概念，建立了自己的以存在为基础的学说。如果说灵魂是身体的形式，所有关于灵魂的认识便是从身体的感受所得，人类的存在并非其存在的理由，而是依赖上帝而生存。托马斯的一句名言是，“意志乃智慧的力量”。他认为，依据自然行事为佳。
1277年的惩戒令实际上禁止了科学与信仰之间的沟通，将大学变为维护正统的场所，也切断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联结，特别是在人文科学与神学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也被迫中止。艺学教师重新致力于语法和逻辑的研究，自然哲学与科学精神都被搁置。
对大学的惩戒实际上是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但是并非总是有效。自1140年对阿伯拉尔的惩戒，一些被禁止的学说经常采取秘密的形式继续讲授，甚至还得以发展。一些学科还借此脱离哲学与神学的纠葛，独立为纯世俗的科学，如法学和医学，作为社会体和人个体的科学，便从此独立成一门科学。然而，1255年教皇对大学危机的处置也凸显了大学自治的脆弱，1277年的惩戒令更是对大学学术自由的严重危害。
中世纪的巴黎大学不仅未能真正实现自治，担当起知识自由的保障，反而在1277年之后更加依附于教会权威，充当了知识监督与镇压的驯服工具。
与此同时，人文主义学习兴盛起来，国王也把人文主义者作为政治支持者。
许多人文主义者并不教书，而是担任王公们的秘书，其中不少人并非教士，却可享有教士的俸禄。这些人文主义者的主要工作就是陪王公贵族们谈天说地，培育王公们的新情趣，有时还协助王公们著书立说。这些人文主义者自以为是高于平民的精英，而事实上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也成为精神贵族，学术研究完全脱离了教学。
无关利益的学术研究转而成为国王资助的对象，原因是这种研究对国王的思想有利。大学的法学部开始兴隆起来，在教皇所在的城市阿维尼翁，大学的法学部尤为兴盛，因为教会和王室都需要这里培养的人才。15世纪，阿维尼翁的公职人员总数达到4391人，而城市本身的人口不过5000人。
大学的危机也存在于自身。
但大学不会把文凭轻易交给学生。中世纪的博士文凭或硕士文凭，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标志，而不过是纳新（inceptio）仪式。为此仪式，新博士要为所有与会者设盛宴，并伴有娱乐与礼物。这对于新博士来说是极大的付出，经常不得已负债累累。尽管1311年维也纳主教会议规定，博士的入门费不得超过3000图尔里弗尔。但这些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酒和香料不断涨价，使获得文凭后的庆祝酒会花销越来越大。颁发学位的仪式上，都要穿着特制的服装，法学博士的服装尤为昂贵，而且每个学院的服装都有独特的颜色。获得文凭后，还要举办舞会，做弥撒，上街巡游，以炫耀大学精英们的富有。
追求奢华的同时便是对贫穷的排斥。中世纪大学在创立之初，还体现着教会慈善的特色。而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对大学还寄托着社会晋升的希望。大学学位可以使贫困的下层贵族在王室机构中效劳，可以使工匠的儿子成为医生，可以使农夫的儿子成为主教。但这些都变得渺茫起来。
大学浸染着贵族的风气。自1418年康斯坦茨会议以来，各大学开始模仿王公的纹章设置自己的徽章。徽章通常由象征《圣经》的一部书和象征圣人之手的图形构成。但这样标志未必象征着知识，而是暗喻着大学的特权。巴黎大学的徽章是一只手托着一本书，手下衬有三朵百合花。大学徽章通常出现在大学仪式的队列中，由大学执事（bedeau）手捧刻有徽章的标牌，走在队列之首。
贵族学生在大学中的数量并不多，通常比例在5%—10%之间。但这些学生却享有不少特权，比如可以穿着华丽的服饰上课，通常占据教室第一排的位置，可以免去其他学生必须缴纳的考试费用，学习时间和入学年龄也更为宽松，毕业以后即可在教会机构任职。
其他大学学生的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大学学费的提升，住宿与图书消费的增高，贫困学生越来越少，律师、法官、检察官、教师的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大，大学也成为子承父业的封闭社会圈。而学术腐败也由此滋生，考官可以降低相关学生的考试标准，科学精神变得毫无价值，课堂成为毫无趣味的絮叨话场。
大学教学目标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地传授知识，教人思考，没有特殊的职业技能；另一类则是使人获得某种职业技能，比如学习神学，将来便可以成为神职人员，而神父在中世纪是既有钱又有地位的职业。但14世纪以来，社会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创办了国会、法院、枢密院等机构，需要大量法官与行政人员。而这些人员也都需要由大学来培养，大学的法学部开始成为热门机构。
大学学者时而也参与政治。中世纪大学教师已不满足于教学，他们凭着关于教会与国家的理论武器，开始介入政治生活，特别乐于担任王公贵族的谋士。而在教会大分裂（Grand Schisme）时期，在法兰西王国与英格兰贵族分治之时，更是大学教师参与政治的极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