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旧中国、新中国一共设置过三个教师节。其中，国民党设置过一个，共产党设置过两个。还有一个是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一些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倡议，但没有被国民党政府批准，现在也被人们算作一个教师节。如果把这个未被国民党政府批准的教师节算上，那就是四个。
由此可见，教师节原本是中国广大教师的一个要求。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定五月一日为教师节，和国际劳动节合并是最合理的，也是最为正确的。6月6日这个日期的选择有什么根据和意义呢? 和“五一”这个日子相比，高下立判。
当时的教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倡议建立教师节，只能看作是他们的自发斗争。同样，五月一日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是自发的经济斗争。因此，中国的教知识分子就是“要求改变教师待遇”，这是地地道道的经济斗争。
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成分的一部分是教师，在当时，教师的主体存在于国统区。1931年的时候，也是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设立教师节的诉求，最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认可。可见，这次斗争是失败了。
而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延安。散落在白区的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如鲁迅那样的人)受到严重打压。他们(即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设置教师节这个要求。
如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分化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反动的旧知识分子两部分。
在这两种性质的知识分子之间，有一些中间派，他们对共产党有同情心，但也仅仅是同情心，其主要部分是教师。考虑到经济因素，知识分子都出生在富裕家庭，除非他们自我涅磐，升华为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他们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都是站在他们出生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要求设置6月6日教师节的，正是处于中间派的这些知识分子。
本文并不否定中间派知识分子要求设置6月6日教师节的进步意义。
关于这次国民党政府设置教师节的日期，本文认为国民党政府把教师节定在9月28号孔子诞辰这一天，没有什么错，甚至比6月6日或者9月10日都要好。毕竟孔夫子有“万世师表”这个称号，也算是制定教师节的一个根据。
新中国设置第三个教师节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把教师节定为5月1日，与国际劳动节合在一起。
“这个教师节日期确定的伟大意义在于：一是用这种方式宣告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与劳动人民一样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二是告诉知识分子，要走为人民服务和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知识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本。三是把知识分子这个“毛”附在人民大众这个“皮”上，将会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欧洲知识分子一样，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以及与此相联系强大力量。”(引自《张宏良：从教师节的演变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崛起和沉沦》)
第四个教师节就是现在的9月10日。
9月10日教师节，如许多同志所说，是有人有意把教师节这一天定在9月10日，因为这一天就是与毛主席的祭日排在一起，以此来侮辱毛主席，向中国劳动人民宣战，侮辱和践踏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信仰;是把教师节和毛主席忌日设在一起，让教师和知识分子每年敲锣打鼓欢呼毛主席逝世，采用这种方式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发泄对人民大众的仇恨，肆意践踏和侮辱人民大众的信仰，简直到了丧尽天良的程度。
是否有人有意?起码不能排除这个嫌疑。所以，“有人有意”是有道理的。
下面就是这个决定的原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教师节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上的《决定》录自网络。
另外补充一些资料，也来自网上：
第一个：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22名(名单略)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若干名(名单略)
第二个：
第三个：
“教师节的最早创意人、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在1984年年末，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觉得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随后在12月9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北京晚报》”。
只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呼吁将“九月的某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没有提出9月10日这一天。
第二天，《北京晚报》就刊出文章《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12月15日，北师大钟敬文、启功、王梓坤、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联名，正式提议设立教师节。
第四个：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教师节的决定》，建立教师节的议案是由国务院提出，人大常委会只是“同意”。而时任国务院总理是赵紫阳。
再录网上的一些信息以供参考：
9月开学最适合设教师节
邓小平讲话受宠若惊
新京报：当时社会对教师尊重程度如何?
王梓坤：1984年至1985年，邓小平、陈云已经就尊师重教发表过讲话，要求尊重教师、尊重人才，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荣的职业。
新京报：当时看到那些话是什么感觉?
王梓坤：非常高兴，简直是受宠若惊，谁也没想到领导会这样高度评价教师的地位。
新京报：后来是什么事让你想到提倡尊师重教?
王梓坤：当时我在北师大当校长，搞教育搞了一辈子。所以就老想，尽管这些领导同志讲过要尊重教师，但要让尊师重教变成全国人民的想法，不能光靠领导说。既然有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一天早晨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就想要是有个教师节就好了。想好后，就给媒体打电话，第二天就见报了，没想到见报这么快。
联名写信提议设教师节
1984年12月，王梓坤在座谈会上倡议，由国家确定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并将该月的一天定为教师节。他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的建议》，和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等人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
新京报：当时有没有想过给中央领导写信?
王梓坤：写了建立教师节的建议，递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他们能够转达中央领导同志。我觉得一人力量单薄，隔了两三天，就请启功、黄济等人开了座谈会，然后写建议信，大家一块联名签字。
新京报：为什么要提议把教师节设立在9月?
王梓坤：学校一般在9月开学，开学时搞尊师重教活动有气氛。如果太早，学生还没来，太晚会影响上课。当时考虑过在2月、3月和9月设立，但感觉9月更好，因为2月只是一个学期开始，9月是一个学年的开始。
首次教师节最难忘
新京报：想过会那么快设立教师节吗?
王梓坤：确实没想到会这么快。
新京报：每年的教师节感觉一样吗?
王梓坤：记忆最深的是1985年第一次教师节，就在北师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差不多全校师生都去操场，场面很壮观，我自己还写了讲话稿。后来再过教师节就不觉得稀奇。
新京报：第一次庆祝教师节有什么插曲?
王梓坤：有4个学生在庆祝大会上打出“教师万岁”的标语,他们是自发的。当时我非常高兴，觉得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个创意。北师大百年校庆时，当年打出标语的4个学生中回来了3个，其中有一个出国了就没回来。
其中的核心内容是：
1、王梓坤：1984年至1985年，邓小平、陈云已经就尊师重教发表过讲话，要求尊重教师、尊重人才，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荣的职业。
2、王梓坤：非常高兴，简直是受宠若惊，谁也没想到领导会这样高度评价教师的地位。
3、王梓坤：学校一般在9月开学，开学时搞尊师重教活动有气氛。如果太早，学生还没来，太晚会影响上课。当时考虑过在2月、3月和9月设立，但感觉9月更好，因为2月只是一个学期开始，9月是一个学年的开始。
以上摘自网络信息。
可见，王梓坤提出的是9月中的一天，没有具体到某一天;提议9月10日为教师节的是国务院;决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本文注意到，人大常委会也好，国务院也好，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时任党的领导人是胡耀邦，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网上没有查到他们关于在设置教师节时有什么指示。
胡耀邦在1985年教师节有个题词，邓小平在教师节上讲了话，但二者都没有提一点设置教师节的内容。
下面是邓小平讲话：
1985年邓小平在第一个教师节上的讲话内容
邓小平的讲话是在第一个教师节上，蹊跷的是，通篇讲话没有提教师节一个字。
如果这样，那么现在中国不就应该有两个教师节了吗?这不乱套了吗?
也就是说，1985年的教师节有违法的嫌疑(不符合立法程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涉嫌违法。国务院有提案的权利，不违法，提案通过不通过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所以责任在人大常委会。
如今，对9月10日教师节，民意滔滔。如果是错的(违反了立法程序和原则)，责任应该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负，第一责任人是委员长彭真，其他成员为连带责任。当时举了手的都有责任。作为党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负有领导责任。邓小平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因为他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第四个教师节，是一小撮知识分子(不超过10个，他们一部分甚至不是教师)提议，又由国务院提出9月10日为教师节的议案，被人大常委会“同意”并作出决定后产生的。绝大多数教师和知识分子没有参与其中。而王梓坤等人也没有明确提议教师节的日期是9月10日，可见，这个9月10日是由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官方决定的。与绝大多数教师无关。
李汉秋2004年就呼吁，“教师节应当是很有文化内涵的节日，应延续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并建议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日期”，并以全国政协提出议案。而李汉秋就是一个老师。如今，抗议9月10日教师节的主体，是教师。底层的教师是最先反对把9月10 日定作教师节的，比李汉秋要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