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紧缺。我们一帮十五六岁的少年，荣幸地脱了谷壳，跳出了农门，成为吃“国家粮”的师范生——那份荣耀，不亚于上现在的重本了。那绝对是家庭的一大喜事——吃上“国家粮”犹如抱上了铁饭碗。那时考上大学中专是我们农村人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只要考上了，家里就少了一个吃农饭的人，父母就少了一份负担，家里就多了一份希冀，也必然要摆上几围请客以示庆贺，哪怕借钱也要表示一番。
就这样带着家庭的希望，1981年9月，我们迈进了师范学校大门，从而走上了三年师范的求学之路。我们就读的兴宁师范学校坐落在神光山下（现在学校已被拆除，不见了踪影），离县城四五公里，算得上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了，也正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们八一级师范生是广东省第二年招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而在兴宁师范学校我们却属于首届。那时一切都还在懵懂朦胧为吃上“皇粮”而庆幸的年龄，也充满着对大学校园的向往，因为当时被录取师范的每个人中考分数也是达到进入县重点中学一中的成绩的。许多同班好友考上了一中，三年后大都考上了大学，因而也有许多不甘心。大多数师范生都是迫于无奈，因为当时国家还比较贫穷，大多数家庭都是比较辛苦，各地刚刚开始分田到户，温饱基本是刚刚得到解决。各地教师的待遇还很差。那时还没有教师节，教师还没有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家进入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只不过是将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有一份吃不饱饿不死的收入，不用耕田而已。
进入师范三年，我们的吃住和读书学习就被国家包了，每学期只要交一些书费就可以了。
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能吃上一餐饱饭已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了。记得当时老师告诉我们，师范生每人每月的助学金是19.5元，每月用在伙食上是13.5元。学校每到月底就会每人派90张或93张饭票，用于每月的一日三餐（遇到寒暑假则每人派发27斤粮票和13.5元，保证了寒暑假也有饭吃）。吃完了就要自己购买，一张饭票需要三两粮票和一角三分钱或者只要两毛钱不用粮票。
饭堂凭饭票打饭菜，通常是一个宿舍八人至十人为一大盆饭，加两碗菜（一碗咸菜一碗蔬菜）。宿舍同学轮流去打饭回来，再在宿舍门口进行分饭分菜。长方形的饭盆蒸的饭，大多数同学会根据等量分配的原则划开饭分给同学。有时饭蒸得不均匀，有厚有薄，那就要合理分了。如果有时没有分均匀，也会遭同学的责怪以致互相争吵。大家都是肚子饿的时期，视吃饱饭为一件幸事的时代，希望吃饱，也就想均匀分。
周一、周三、周五的早餐基本是固定的单纯的腌面，分下来就那么一点，也基本是吃不饱的，就需要加饭。通常饭后都猛灌一些水，会觉得饱一些，而到上午第四节课时，已是肚子咕噜噜响了，希望快点下课一顿饱饭了。一人加一份饭有时觉得太多，两个人一份又太少，也经常是三个好友加两份饭分开吃就恰好。一些周末回家的，一个月通常也可以省十多张饭票，就可以在平时加饭用。外地的就只能出钱买饭票。饭堂有时剩的不多，想去加饭也没有了，就只有暂时饿一下肚子了。
周二和周五晚餐最让人兴奋，因为那是加菜的时候。饭堂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给每个人一份加菜票，同宿舍的有一碗肥肥的红烧肉，一碗夹带着酸菜红红的发着亮光的肉，看着就让人眼馋，就会特别令人期待。分到饭盆的肉吃进嘴里只觉得特别香，丝毫不会觉得肥腻，只会觉得太少不过瘾。这时加饭也会少些，因为有了油水润肥肠，比较耐饱。回味无穷的一次加菜，吃完了也就期盼着下一次加菜的日子。
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宿舍八至十人，上下铺，木板床。睡上铺的同学睡觉时只要一转身，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吵着下铺的同学。宿舍里没有风扇，更不会有空调，只有一盏60瓦的灯，学校还要在晚上十点后统一关灯，早上六点才开，或者在下雨天黑时才会给点光明（周六晚上则是自由的不关灯）。我们男生住在二楼，教室就在同一座的三楼。教室里有四支20瓦的光管比较明亮，晚上6:30开，9:30关，晚修9:00下课，我们通常捱到关灯时才离开。
夏天热，同学们就会把窗开得大大的，以便通风凉快。没有风的时候，只好用折扇或者葵扇扇风来凉快。那时都是一班小年轻耐不得困，通常扇凉快后就会很快进入梦乡。冬天冷，大家就把窗户关得很密实，不让北风进来。好友更亮睡我下铺，他带的被子比较旧比较薄，黑黑的硬硬的不取暖，我的被子稍微比较新比较厚一点也比较暖和。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被子铺在我的上铺用来做垫，用我的被子来盖。俩人同睡一张床，床窄只够俩人肩并肩躺着，而互相取暖倒也使被窝暖暖的。我俩就这样度过了三年的严寒冬天。
宿舍不是套间，当然就没有卫生间。一个楼层就只有在楼梯间设有厕所，而且也是只有小便的不能大便，大便则要跑去较远的另一幢楼或者出去学校操场外的茅厕。中午饭后，几个好友就会相约一起出去校外茅厕大便，扯上几张练字后的废纸或者旧报纸做便纸。那时还没有纸巾，大家也不觉得没有什么不卫生，一路聊一路笑。蹲厕位只是由木板不到顶的隔开，几个人蹲着厕也不忘在说笑着，倒也是一道快乐的风景。
冲凉间则设在学校厨房的旁边，热水要靠厨房烧火煮水，学生自然也要凭一张热水票才有一桶温热水来冲凉，冷水则随你使用。冲凉后洗好衣服，再提半桶水回宿舍，以在第二天早上洗脸刷牙用。我们男生觉得不方便，就另外跑出学校，去旁边苗圃场员工废弃的一口大水井洗冷水澡。冬天时脱光厚厚的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当冷水一沾身时，好一阵寒颤，就得马上猛一阵狠擦一番，才顶得住才觉得有点热才觉得过瘾，而冷水澡后倒觉得好舒服。用水桶打水上来，有时手一滑，桶就沉下井底，我们就得潜下水去摸上来。井水三四米深，要有一番胆量和有水性的同学才敢下去。
艰难的生活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有富足的精神生活。
我们是首届初中毕业生入读师范学校的，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诲自然是谆谆的殷切的，我们学得也格外认真。我们信奉“要给别人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你们是初中毕业生来的，以后做老师没有料是要被学生欺负的”。为了给人家一滴水，我们拼命地往自己灌“水”，只想灌得满满的自己，好教育以后的学子，不让学生欺负。同时也有不甘于读师范还要再考大学的雄心壮志。
每天早上六点不到，我们就起床跑步锻炼身体。炎热的夏天一身汗，寒凉的冬天一身颤，可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七点前我们已早早来到了课室进行早自习，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再有晚修，一周五天半，课程排得满满的，每周都是满满的收获。
读师范学校，不同于读高中，多了一些基础性知识，少了一些高考的元素，饭碗已经有了保障，读书生活也就相对比较轻松。美术音乐体育等科目都多了一些教育教学知识的元素，特别是音乐课，多了乐理知识，老师规定每人要学会脚踏风琴另外还要求掌握一种其他乐器，风琴是要考试的，不及格要补考。学校规定晚修上课前十分钟，要练唱歌。当时电影歌曲，台湾校园歌曲成为我们的流行歌曲。班干部每周会请写字漂亮的同学刻印蜡纸再油印出来每人一份，因为有了一些乐理知识加上听了广播，大家自然也会唱得出来。班里同学每天一人轮流起头，大家跟着齐唱。一层楼几个班你方唱罢我登场，每晚歌声嘹亮，响彻四方，倒是师范生的一大特色。
师范生要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其中三笔字是必须要练好的，因此，一进入师范学校大门不久，老师就要我们练习写毛笔字。老师告诉我们，写好毛笔字是写好中国汉字的基础，师范生务必要练好毛笔字。我们听从老师教导，购买了不少大楷纸，反复临帖练字，有时用旧报纸来写。老师教导我们笔画结构、起笔落笔，我们写毛笔字不断地进步，同时硬笔字的书写也进步神速。后来有些同学的书法作品屡屡获奖，这与读师范时的练字是密不可分的。难怪有位高级教育顾问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说，他特别怀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师范，狠抓教学基本功，那时毕业出来的师范生，多才多艺，最起码书写都不会差。
师范三年，我们有纯朴的师生关系，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爱学生；也有纯真的男女同学关系。那时改革刚刚开放，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特别是男女关系还是相当敏感。同学三年，异性同学不说话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学校明文规定，读书期间不准谈恋爱，因此大家都不敢去碰这条线。
尤其是当时的男女关系非同一般，学校若出现同学拍拖的，大家会如同见到外星人一般，必定是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都还是懵懵懂懂的年龄，既向往又腼腆，唯有暗恋在心头。虽然没有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但也是有点“老死不相往来”之感觉，即使是邻位，男女同学也不会无话找话说的。一旦有个女同学当众找男同学说话，会有人说她很开放了。有时上下楼梯相遇，往往还会脸红红的，甚至把脸另撇一边不看同学。因此有的同学三年男女不说一句话，直到毕业前夕才敢冒出一两句临别赠言来。懵懂的男女情愫，同学间美好的恋情也就少之又少了。
就这样，三年师范生活过去了。1984年7月，我们师范毕业了，成为兴宁师范学校第一批初中生进入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