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思维、价值观：提高英语对外传播有效性的三个层次
杜国东
【内容摘要】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但还没有形成与这种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打造外向型、国际化的新型主流媒体，急需大量外语能力出众、知识面广、跨文化意识强、有敏锐判断力的专业人才。中国的对外传播以英语为语言工具的内容占很大比重。英语对外传播本质上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媒体机构积极提升英语对外传播的水平，做到语言功底扎实、符合国外受众思维方式和习惯、秉持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关键词】英语；对外报道；话语体系；文化趋同；亲近性文本
中国对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近年来有了显著变化，不再局限于自上而下、单向度、灌输式的模式。而对外传播的内容中以英语为语言工具的占很大比重。英语对外传播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工程，总体来说有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三个维度。其中语言文字水平是对外传播取得成功的基础；符合国外受众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是传播有效性的关键；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秉持正确的价值观，选取合适的报道内容，提升判断力和鉴别力，探寻新闻现象的本质，是对外传播的高层次要求。
一、语言文字功底是对外传播成功的基础
就英语对外传播从业人员而言，用英语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新闻和专题报道是工作的基本内容。用英语采访、写作、修改稿件是每天的工作常态。英语的语言功底，包括准确、简洁、生动的表达能力以及娴熟的翻译技巧，是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直接反映了对外传播群体的专业素养，决定了传播有效性和媒体公信力。
（一）准确无误
对外传播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活动。英语对外传播的准确性主要包括语言和事实两个方面，用精准的语言向国外受众呈现新闻事实和细节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从业人员应不断锤炼语言运用能力，熟悉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使用原汁原味的英语。例如，从事对外时政报道需要了解中国国务院（The State Council）和美国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之间职责的不同，英国议会（Parliament）、日本议会（Diet）和以色列议会（Knesset）的用词差异；对外经济报道需要分清 economy measures 是节约措施，不是经济措施（economic measures）；医疗卫生记者要掌握肥胖病专家（obesity specialist）和胖专家（obese specialist）的用词区别。对外报道中，这类词形相近、意义迥异的词汇需要格外留意，仔细推敲，一字之差，极有可能造成严重错误。
对外传播需要严格掌握中国的大政方针和相关规定，特别是涉及领土、宗教、民族等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英语表达必须准确无误，以免造成政治错误，给境外居心叵测的政客以可乘之机。涉及中国的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和某些国家有领土争议的地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英文拼音和译法来处理。例如，中国大陆的正确表述是 Chinese mainland，不是 mainland China，后者经常见诸西方媒体，有“两国论”之嫌。钓鱼岛的英文表述是 Diaoyu Islands，不是 Senkaku Islands，南沙群岛是 Nansha Islands，不是 The Spratly Islands。台湾问题一直是对外报道的重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议题经常成为国际新闻热点。台湾问题的正确表述是 Taiwan question，并非 Taiwan issue。issue 一词本身具有争议、争端的含义，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法理上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属性没有任何疑义。从事对外报道的记者和编辑需要在工作中养成一丝不苟的习惯，树立高度的责任心，确保对外传播机构的公信力和专业化水平。
（二）清晰易懂
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具有天然差异，对外传播中对于中国特殊国情和民族特色的内容需要进行变通和解释，让国外受众听得懂、看得懂、能够理解和接受，其中包括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术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中国传统节日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俗词汇等。要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态来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对外传播的有效性。英国作家费里克斯 • 格林谈到中国的对外传播时说过，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一个记者、翻译和编辑都应该在写字台上放一个提示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1]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指出，“我们不可低估外国读者或听众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水平”。[2]外宣专家沈苏儒认为对外传播中“宁愿认为他们可能不了解，而不要认为他们不可能不了解”。[3]要针对国外受众需求对中文新闻内容进行信息采集、加工、编译，添加必要的文化背景介绍，尽力呈现语言背后蕴含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过去五年的科技创新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天宫、蛟龙等热点科技词汇对中国相关科研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普通外国受众来说，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有必要添加背景信息。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版就做了相应变通，例如，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Tiangong-2 space lab，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deep-sea manned submersible Jiaolong，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Tianyan，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dark matter probe satellite Wukong，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quantum science satellite Mozi，以及 C919 大飞机：airliner C919。
（三）生动形象
《中国日报》曾发表一篇外籍专家撰写的中国饮食文化变迁的文章，其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导语以西方人对中国饮食的一种戏谑口吻开启：“中国人的食谱包罗万象：水里游的，只要不是潜水艇；天上飞的，只要不是飞机；地上四条腿的，只要不是桌子，中国人都吃。”作者进而探讨了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中国人对食物的特殊感情，以及饮食在中国人情世故中所起的作用等。《〈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书中提道：我们忽视了一个所有读者最普遍的要求，一个所有要求中最基本的要求：给我讲一个故事，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让它有趣一点。[4]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是否值得对外报道，主要取决于能否引起国外受众的兴趣，有效的对外新闻，必须是他们感兴趣的新闻。对外传播要遵循忠实、平衡的原则，也要恰当运用一些修辞方法和写作技巧，用形象思维来吸引读者，增强艺术表现力，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与此同时，对外传播也要杜绝一些空洞无物的美文，慎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多用具体实词。举例来说，“九万人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比“人山人海”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气温达到零下30摄氏度”比“冰天雪地”更加有血有肉、令人印象深刻；“观众起立鼓掌十分钟”远比“掌声雷动”更有现场感和画面感。
二、超越思维方式差异是提高对外传播质量的关键
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中外文化差异一个显著特征，是跨文化传播的一大挑战，更是影响对外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了解中外思维方式差异对传播的影响，改进对外传播策略与技巧，有助于提高对外传播的质量，加强文化软实力，争夺中国国际话语权。
（一）正视思维方式差异
所谓思维方式，是指头脑对进入大脑的种种信息进行思考，并加以编排处理的过程。[5]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要做好对外传播，需要的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并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了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6]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对外传播从业人员需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思维模式，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促进跨文化交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我们要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7]
笔者曾长期在《中国日报》做时政要闻版面编辑。在某年国庆节前夕，摄影部推荐一组武警战士为了迎接国庆节刻苦训练的照片，展现了武警战士为了加强军姿，身背木制十字架，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按照流程，编辑在写好图说后发给当班的外籍专家审阅。外籍专家对图片内容提出了质疑。身背十字架对欧美国家军人来说非常忌讳，它暗含了死亡的意味，这组照片最终被撤下，避免了可能引起的跨文化冲突和误解。记者和编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此类案例，这就需要不断提升跨文化意识，加强受众分析，提升对外传播有效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朱穆之指出：对外报道要“知己知彼，以我为主；有的放矢，放矢中的”。[8]所谓知己，即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达到哪些预期效果。知彼，就是清楚对方想知道什么，了解对方的思维习惯。
（二）利用文化趋同现象
英国文化学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9]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表达、传播、沟通、传承最重要的载体，而文化则推动了语言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之间能够交流互鉴，很大程度上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文化趋同现象，这也是对外传播能够有效影响受众的前提。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若要有效沟通，双方储存的经验必须有若干共同的地方，即共同经验范围。[10]在文化变迁中，地理上不相邻的民族之文化及其特征，未经传播或实际接触而达到某种程度相似或相同的现象被称为文化趋同。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11]对外传播应尽量利用中英两种语言的文化趋同，拉近与受众群体的心理距离，加深理解和认同，减少文化误读。
对外传播中经常需要用国外已知的信息来诠释中国特色的内容，或者用英语国家读者所熟悉的事物、概念来解读中国的文化现象。比如，把杨澜比作“中国的奥普拉”，把麦家称为“中国的约翰·勒卡雷”，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类比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笔者曾在《中国日报》文化版刊发一篇对刘德华的专访，其中一句话是：“在当今娱乐圈，无休止的竞争、挑剔的粉丝，已经司空见惯，刘德华早已从‘15分钟名气’中生存下来，成为一棵常青树，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忠实拥趸。”“15分钟名气”（15 minutes of fame）这一表述最早出自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之口，指个人通过媒体制造的短暂知名度，也称为“转瞬即逝的名气”，意思是在信息更迭极快的时代，想要出名并不困难，但是要保持长久的知名度就不那么容易了。笔者用这一欧美国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来说明刘德华从艺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目的是增强稿件的画面感和亲切感，拉近同国外受众的心理距离。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趋同需要寻找不同文化间的共性，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能力和习惯，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同时，照顾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在共性和个性中找到平衡。
（三）创新亲近性文本
文化差异无所不在，难以消弭，作为历史和文化沉淀的结果，往往比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更为深刻。正如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所言：文化是我们思想中集体的、能够把一类人与另一类人区别开来的集体程序。[12]由于中英语言文化之间天然的差异性，记者和编辑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受众的实际需求和接受特点，提供更多喜闻乐见的文字和内容。学者杨保军提出，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基础是创制“亲近性文本”（intimacy text）。亲近性文本强调修辞性的文本表达，即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够理解并认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其首先作用于对方的情感领域，通过情感认同过渡到理性认同。[13]基于相似情感体验唤起的“共同情感”成为人类保持可沟通性的有效介质，同时为共同体形态的凝结提供潜在动力。[14]对外传播的亲近性不仅指地理环境的亲近性，还包括思想感情的亲近性。而后者能唤起受众的共情，往往成为跨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自 2019 年下半年以来，李子柒的美食视频走红海外，把中国传统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让身处喧嚣的都市人找到心灵寄托和归属感，实现了田园风情和美食的融合。美食对不同国家的受众具有相通的美学意义，是能够被世界各地观众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可见，打造一个亲近性文本，与国外受众在文化和价值层面进行交流对话，是对外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
以往的对外传播中，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彰显了强烈的国家和民族叙事倾向。而西方受众则更倾向于接受日常化、个人化、自然流淌的故事。[15]亲近性文本首先指向故事化叙事理念。讲故事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信息传递策略，能够跨越一切文化壁垒，是全球普遍共享的一种话语理念。[16]对外传播不能套用内宣的语态和表达，需要释放符号的张力，用国际通行的“码本”来进行内容“编码”，不断丰富故事化叙事手段。要用目标受众的话语逻辑进行传播，通过外国受众乐于接受的人性化故事来传递信息和价值。
三、秉持正确的价值观是对外传播有效性的保证
对外传播除了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要求外，还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能够对新闻事件的是非曲直、发展脉络、舆论走向有正确的预判。在全球化传播时代，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的边界日益模糊，呈现“国际报道国内化”“国内报道国际化”的趋势。[17]对外传播从业人员要站稳国家立场，有国内问题的国际意识，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去伪存真，拨开云雾见月明。
（一）符合全球共享价值观
价值观是有关价值（value）的信念和理想，是不同文化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包含情感和认知成分的观念集合。[18]对外传播活动中，由于中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差别巨大，同一个语言符号传递给国外受众，解码后的认知有时会南辕北辙，形成文化干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一些封建糟粕和过时观点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等传统孝道极易引发误解甚至猜忌。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是其他社会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各种组合。[19]对外阐述中国文化，需要挖掘传统文化背后能够被世界各国受众所接受的共同价值和精神内核。只有价值观相通，才能带来感情上的相惜和心灵上的慰藉，并超越利益之争。对外传播要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
“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一项覆盖65个国家和世界上75%人口的调查数据表明，虽然全球化改变了很多文化的形态，但是各个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却从未改变。[21]对外传播应挖掘当今各国民众都接受和追求的价值观——共享价值观，[22]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精神内核，利用全球广泛接受的理念来建构和传播中国的影响力，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二）提升对外新闻报道的判断力
对外英语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国际舆情引导力以及话语传播能力，其中对新闻价值的取舍和判断尤为重要。新闻判断力是媒体记者和编辑在选题时遇到的首要问题，也被称为“新闻鼻”或者“新闻嗅觉”。新闻敏感性使媒体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提炼新闻价值，挖掘新闻线索，捕捉新闻细节，并迅速做出自己的判断。新闻判断力涉及选题、报道角度和深度，是衡量记者和编辑新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准，其中包括独家的采访报道、独立的思考能力、独特的报道角度、独到的分析见解。在国际风云跌宕起伏、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的当下，对外报道首先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能够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衡量和判断新闻事件是否适合对外报道，从何角度进行报道，并对可能引发的国际舆论及传播效果做出准确预判。在对外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对可能引起误解甚至敌意的敏感内容进行甄别并变通处理，牢牢掌握主动权，以免授人以柄。[23]
笔者现供职的《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在 2018年8月图片报道栏目中收到美术编辑推荐的一组图片，内容是关于江苏大学来自加纳、孟加拉国、尼日利亚、马拉维等国的留学生走进镇江市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与居民一起吃西瓜“啃秋”，共同体验我国“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传统民俗。这组图片被国内媒体广泛采用，但是如果刊登在对外媒体，就要格外注意其中涉及的习俗与禁忌。在美国文化中，请黑人吃西瓜是一种强烈的文化符号。在南北战争末期，南部很多州的黑人奴隶获得自由后，通过种植和贩卖西瓜来维持生计，在战时宣传里，西瓜甚至成了一种“自由”的象征。而南方农场主为了反对废除奴隶制度，不遗余力宣扬西瓜营养价值低，容易种植，而黑人以种植西瓜为生则被套上“懒惰”“堕落”的标签，并在宣传海报里大肆丑化黑人形象。时至今日，请黑人吃西瓜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个话语禁忌。此组照片最终被弃用。在对外报道中，涉及民族、宗教等内容时应格外留意，编辑在做选题时，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具备一双慧眼，明察秋毫，从中国立场出发，不断提升对内容的把控能力。
（责任编辑：林凌）
作者简介：杜国东，《中国新闻周刊》英文部编辑、浙江大学卓越记者驻校计划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兼任专家。
注释：
[1] 汪仁霖：《谈谈对外新闻写作》，载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2] 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3] 沈苏儒：《对外报道教程》（增订版），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4] 黎信：《英语对外报道指南》，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5]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6]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6页。
[7]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8] 朱穆之：《对于十七大后对外宣传的一些想法》，《对外传播》2008年第2期。
[9]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0]【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1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12]【英】理查德•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关世杰主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13] 杨保军：《创制亲近性文本：跨文化有效传播的重要基础》，《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6期。
[14] 徐明华：《国际传播的理论、方法与展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1页。
[15] 张毓强、黄珊：《中国：何以“故事”以及如何“故事”——关于新时代的中国与中国故事的对话》，《对外传播》2019年第3期。
[17] 刘笑盈：《国际新闻学：本体、方法和功能》，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
[18]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
[19] 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21] 转引自吴飞：《国际传播中的十大关系分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 关世杰：《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世界共享性初探》，《国际传播》2019年第6期。
[23] 程曼丽：《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认知变化的辩证关系》，《对外传播》2021年第3期。